是其本体也。）遵其所宜，防其所失，（博雅、清典、绮艳、宏壮、要约、切至等是所宜，缓、轻、淫、诞、直等是所失。）故能辞成炼核，动合规矩。」郭绍虞《
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第二版：「《文镜秘府论论体》篇有博雅、清典、绮艳、宏壮、要约、切至六目，就是本《文心雕龙》所举八体，稍加改易而去了新奇、轻靡二体。皎然以十九字括诗之体，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，虽名目较多，然而没有《文心雕龙》所说的扼要。」
故雅与奇反，奥与显殊，繁与约舛〔一〕，壮与轻乖〔二〕，文辞根叶，苑囿其中矣〔三〕。
〔一〕 《定势》篇：「断辞辨约者，率乖繁缛。」
〔二〕 范注：「案彦和于新奇、轻靡二体，稍有贬意，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。次节列举十二人，每体以二人作证。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，意轻之也。」
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第二版：「刘氏所说的八体，可以归纳为四类：雅与奇为一组，奥与显为一组，繁与约为一组，壮与轻为一组。这四组就是所由构成风格原因的四类。雅与奇指体式言，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，就视其所习，所以说『体式雅郑，鲜有反其习』。奥与显指事义言，事义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，又视其所学，所以说『事义浅深，未闻乖其学』。繁与约指辞理言，构成之因视其才，所以说『辞理庸俊，莫能翻其才』。壮与轻由风趣言，构成之因视其气，所以说『风趣刚柔，宁或改其气』。在这里雅奇、奥显、繁约、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，雅郑、浅深、庸俊、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，两相配合，固然不能尽当，但是雅奇与习，奥显与学，繁约和才，壮轻和气，却是很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。在此四类之中，再可以综为二纲，这即是他所说的『情性所铄，陶染所凝』。情性出于先天，所以才和气可以合为一组，所谓『才有天资』。陶染出于后天，所以学和习又可合为一组，所谓『学慎始习』。」
〔三〕 对于八体的解释，有的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明的，有的是从表现方法方面来说明的。例如对于「典雅」、「远奥」的解释，就包括思想和表现方式。就是对于「壮丽」的解释「高论宏裁」，对于「新奇」的解释「摈古竞今」，都不仅是形式问题，而且也有思想问题在内。「文辞根叶，苑囿其中矣。」两句是说内容和形式都包括在这八体之中，因为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根本，而辞采则是表现于外的东西，可以用叶来比喻。
以上为第二段，将风格分为八种基本类型，并把这八种类型列为四对。
若夫八体屡迁，功以学成〔一〕。才力居中，肇自血气〔二〕。气以实志，志以定言〔三〕，吐纳英华〔四〕，莫非情性〔五〕。
〔一〕 斯波六郎：「陆机《文赋》：『其为物也多姿，其为体也屡迁。』」衡量一位作家，不是某种单一的风格类型所能概括得了的。「八体屡迁，功以学成」是说：一个作家的风格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。这种风格上的变化是由于学习的结果。
陆游《示子遹》诗云：「我初学诗日，但欲工藻绘；中年始稍悟，渐若窥宏大。怪奇亦间出，如石漱湍濑。」这说明他早年和中年不同的作风，并且自述他还有矜「奇」喜「怪」的过程。末了云：「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。」这里指出学诗者不能只在书本中讨生活。「八体屡迁，功以学成」，包涵两方面意义：一是通过后天的学习，作家的文章风格，可以逐渐变化，繁缛的可以变为精约，新奇的可以变为雅正。一是同在一个作家中，通过思想的修养，艺术的锻炼，风格可以多样化。例如庾信的作品，早岁工为淫艳，晚岁即悲凉慷慨，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：「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。」主要是生活历程起了很大变化所造成，然而也可以说受了北人刚健风格的影响。
《校释》：「舍人此篇虽标八体，非谓能此者必不能彼也。今任举其书评文之语如下，以见其变之繁：
『相如《封禅》，丽而不典。』（《封禅》）『扬雄《
剧秦》，典而不实。』（同上）……『相如《上林》，繁类以成艳。』（《诠赋》）『枚乘《兔园》，举要以会新。』（同上）『子云《
甘泉》，构深伟之风。』（同上）『《桂华》杂曲，丽而不经。』（
《乐府》）『《赤雁》群篇，靡而非典。』（同上）『张衡《应间》，密而兼雅。』（《杂文》）『蔡邕《释诲》，体奥而文炳。』（同上）『仲宣靡密，发端必遒。』（《诠赋》）『景纯绮巧，缛理有余。』（同上）『傅毅《七激》，会清要之工。』（《杂文》）『孟坚《两都》，明绚以雅赡。』（《诠赋》）」
〔二〕 《事类》篇：「才自内发，学以外成。」风格变化的出发点是人的才力和气质。而各人才力的不同，又源于不同的气质。「血气」，即先天的气质。「居中」是说居于内心。《朱子全书性理》中解释道：「气一也，主于心者，则为志气；主于形体者，则为血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