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）诸书也。」
〔五〕 《疏证》：「《晋书邓粲传》：『着《元明纪》。』盖所录者，为东晋元、明二帝之事。《隋志》著录《晋纪》十一卷，注云：『讫明帝。』可资互证。粲，长沙人，故刘勰以『湘川曲学』呼之。」
《校证》：「旧本『川』皆作『州』，王惟俭本、何校本、黄本、张松孙本作『川』。」斯波六郎：「『川』疑『州』之误。邓粲，长沙人，故云湘州。」
《校注》：「《隋书地理志》下：『长沙郡，本注：「旧置湘州。」』则『州』字是。《战国策赵策二》：『穷乡多异，曲学多辨。』《说苑说丛》篇：『穷乡多曲学。』」「曲学」指偏颇狭隘的言论，也指孤陋寡闻的人。
〔六〕 《疏证》：「粲着《晋纪》，先立条例。而孙盛《晋阳秋》效之，故曰『安国立例，乃邓氏之规』。考晋、宋人撰史之有例者，不止邓、孙二氏。《史通序例》篇云：『唯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邓、孙以下，遂蹑其踪。史例中兴，于斯为盛。』据此，则丘明而后，重立史例者，是惟干宝。故刘知几以『史例中兴』称之。至邓、孙二氏之史例，乃为蹑踪干氏。刘勰之语有误，故刘知几特为正之。范晔《后汉书》、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，皆有例，章怀注数举范例。故《序例》篇又曰：『必定其臧否，征其善恶。干宝、范晔，理切而多功；邓粲、道鸾，词繁而寡要。』于是邓史之例，又得一证。谓其『词繁寡要』，则又不能无病。无怪乎刘勰以『湘川曲学』称之也。
「刘勰所见诸晋史，惟邓、孙二氏有例，而邓氏在前，故以始立条例归之。《史》《汉》《三国》诸史皆无例，邓氏不此之从，故曰『摆落汉魏』；上法仲尼、丘明，重立史例，故曰『宪章殷周』。」
范注：「《才略》篇云：『孙盛准的所拟，志乎典训。』盖取法邓粲也。」
以上为第三段，评后汉、魏、晋的史书。
原夫载籍之作也，必贯乎百氏〔一〕，被之千载，表征盛衰，殷鉴兴废，使一代之制，共日月而长存，王霸之迹，并天地而久大〔二〕。是以在汉之初，史职为盛，郡国文计，先集太史之府〔三〕，欲其详悉于体国也〔四〕。阅石室，启金匮，抽裂帛〔五〕，检残竹〔六〕，欲其博练于稽古也。
〔一〕 《斟诠》：「百氏谓诸子百家也。《汉书叙传》：『纬六经，缀道纲；总百氏，赞篇章。……』彦和以『百氏』作『百家』用者，于此处外，尚有二处见于《诸子》篇，曰：『及伯阳识礼，而仲尼访问，爰序《道德》，以冠百氏。』曰：『斯则得百氏之华彩，而辞气之大略也。』」
〔二〕 《疏证》：「此言作史旨趣之所在也。载籍即谓史策。凡古之六经，汉魏以来之诸史，皆载籍也。史策所载，上宗《六艺》，旁赅诸子，无所不包。故曰『贯乎百氏』。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以观前，亦惟史策有此功用。故曰『被之千载』。史之所记，为往代盛衰兴废之事，非假记载，莫由征其盛衰。传之后世，更可鉴其兴废。《周礼》以详官制，《仪礼》以述节文。兼《史》《汉》以下，所立书志诸篇，皆所以详一代之制。《尚书》所载，皆王者之迹。《春秋》所载，皆霸者之迹。秦汉以下诸史所载，治世之迹近王，乱世之迹近霸。然何以欲述一代之制及王霸之迹？盖使之『共日月而长存，并天地而久大』耳。刘勰盖以作史旨趣，应不外是。」
〔三〕 范注：「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集解引如淳曰：《汉仪注》：太史公，武帝置，位在丞相上。天下计书，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。序事如古《春秋》。迁死后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』」
《疏证》：「司马迁自云：『常厕下大夫之列。』又曰：『仆之先人，非有剖符丹书之功，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。固主上之所戏弄，倡优畜之，流俗之所轻也。』如果谈、迁官太史公位丞相上，比于三公，则不能以下大夫自称，更不能以倡优为喻。即如《汉旧仪》所说，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，亦不得位于丞相之上。《汉书律历志》及《儿宽传》，皆称迁为太史令，而不称公，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。司马贞《索隐》谓『迁尊其父故称公』，而斥『位丞相上』之说为谬，允矣。
「……汉承周制，以太史典藏计书，即官署簿书，可资保藏，以供修史之用者。其正本应上史官，故曰『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』。」「文计」，文书计簿。
〔四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也』字原无，《玉海》有。案各本『国』下有『必』字，属下句读；『必』即『也』形近之误，今据《玉海》改正。『故其详悉于体国也』，与下『欲其练于稽古也』句法正同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《周礼天官大冢宰》有『体国经野』之语。《尚书尧典》亦以『曰若稽古』为起语。注家谓『体国』为『分国』，『稽古』为『考古』，『体国经野』为君相所有事。其事之炳著者，必着记于史官。是唯史官乃能详细于体国。『曰若稽古』以造典谟，而着之竹帛，掌于史官，故史官必假于竹帛，乃能博练于稽古也。」
《校释》：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