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而无可著之业，於法均不得立传。盖志属信史，非如宪纲册籍，一以爵秩衣冠为序者也。其不应立传者，官师另立历任年谱，邑绅另有科甲年谱，年经月纬之下，但注姓名，不得更有浮辞填入。即其中有应立传者，亦不必更於谱内，注明有传字样，以昭画一。若如近日通行之例，则纪官师者，既有职官志，以载受事年月，又有名宦志，以载历任政绩；而於他事有见於生祠碑颂、政绩序记者，又收入艺文志。记邑绅者，既有科目志，又有人物志，亦分及第年分与一生行业为两志；而其行业有见於志铭传诔者，则又收入艺文志。一人之事，叠见三四门类，於是或於此处注传见某卷，於彼处注详见某志，字样纷错，事实倒乱，体裁烦碎，莫此为甚。今日修志，尤当首为定，一破俗例者也。
七，议援引。史志引用成文，期明事实，非尚文辞。苟於事实有关，即胥吏文移，亦所采录，况上此者乎？苟於事实无关，虽班扬述作，亦所不取，况下此者乎？但旧志艺文所录文辞，今悉散隶本人本事之下，则篇次繁简不伦；收入考传方幅之内，其势不无删润。如恐嫌似剿袭，则於本文之上，仍标作者姓名，以明其所自而已。而标题之法，一仿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引用周秦诸子，凡寻常删改字句，更不识别，直标“其辞曰”三字领起。惟大有删改，不更仍其篇幅者，始用“其略曰”三字别之。若贾长沙诸疏是也。今所援引，一皆仿此。然诸文体中，各有应得援引之处，独诗赋一体，应用之处甚少。惟地理考内，名胜条中，分注之下，可载少许，以证灵杰。他若抒写性灵，风月露之作，果系佳构，自应别具行稿，或入专主选文之书，不应搀入史志之内，方为得体。且古来十五《国风》，十二《国语》，并行不悖，未闻可以合为一书。则志中盛选诗词，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。倘风俗篇中，有必须徵引歌谣之处，又不在其例。是又即《左》、《国》引谚徵谣之义也。
八，议裁制。取艺文应载一切文辞，各归本人本事，俱无可议。惟应载传志行状诸体，今俱删去，仍取其文裁入列传，则有难处者三焉；一则法所不应立传，与传所不应尽载者，当日碑铭传述，或因文辞为重，不无滥收。二则志中列传，方幅无多，而原传或有洋洋大篇；全录原文，则繁简不伦；删去事迹，则召怨取议。三则取用成文，缀入本考本传，原属文中援引之体，故可标作者姓名及“其辞曰”三字，以归徵引之体。今若即取旧传，裁为新传，则一体连编，未便更著作者姓名。譬班史作《司马迁传》，全用《史记自序》，则以“迁之自序云尔”一句，标清宾主。盖史公《自序》，原非本传，故得以此句识别之耳。若考武以前纪传，全用《史记》成文者，更不识别；则以纪即此纪，传即此传，赞即此赞，其体更不容标司马迁曰字样也。今若遽同此例，则近来少见此种体裁，必有剿袭雷同之谤。此三端者，决无他法可处，惟有大书分注之例，可以两全。盖取彼旧传，就今志义例，裁为新传，而於法所应删之事，未便遽删者，亦与作为双行小字，并作者姓氏，及删润之故，一体附注本文之下。庶几旧志徵实之文，不尽刊落，而新志谨严之体，又不相妨矣。其原文不甚散漫，尚合谨严之例者，一仍其旧，以见本非好为更张也。
九，议标题。近行志乘，去取失伦，芜陋不足观采者，不特文无体要，即其标题，先已不得史法也。如采典故而作考，则天文、地理、礼仪、食货数大端，本足以该一切细目。而今人每好分析，於是天文则分星野占候为两志，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为数篇，连编累牍，动分几十门类。夫《史》、《汉》八书十志之例具在，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？如访人物而立传，则名宦、乡贤、儒林、卓行数端，本不足以该古今人类。而今人每好合并，於是得一逸才，不问其行业如何超卓，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；得一全才，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，而先拟其归何门类为重；牾牵强，以类括之。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，曷尝必首标其色目哉？所以然者，良由典故证据诸文，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，则事无原委，不得不散著焉，以藏其苟简之羞。行状碑版诸文，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，则人无全传，不得不强合焉，以足其款目之数。故志体坏於标题不得史法，标题坏於艺文不合史例；而艺文不合史例之原，则又原於创修郡县志时，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。夫志州县与志名山不同。彼以形胜景物为主，描摩宛肖为工，崖颠之碑，壁阴之记，以及雷电鬼怪之迹，洞天符检之文，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，收无孑遗，即徵奥博，盖原无所用史法也。若夫州县志乘，即当时一国之书，民人社稷，政教典故，所用甚广，岂可与彼一例？而有明以来，相沿不改，故州县志乘，虽有彼善於此，而卒鲜卓然独断，裁定史例，可垂法式者。今日尤当一破夙习，以还正史体裁者也。
十，议外编。廿一史中，纪表志传四体而外，《晋书》有载记，《五代史》有附录，《辽史》有《国语解》，至本朝纂修《明史》，亦於年表之外，又有图式；所用虽各不同，要皆例以义起，期於无遗无滥者也。邑志猥并错杂，使同稗野小说，固非正体；若遽以国史简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