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不可求全於史志也。刘氏有《政典》，杜氏有《通典》，并仿《周官》六典，包罗典章，钜细兼收，书盈百帙。未尝不曰君臣事迹，纪传可详，制度名数，书志难於赅备，故修之至汲汲也。至於宋初王氏有《唐会要》、《五代会要》，其後徐氏更为《两汉会要》，则补苴前古，括代为书。虽与刘、杜之典，同源异流，要皆综核典章，别於史志，义例昭然，不可易矣。夫唐宋所为典要，既已如彼；後人修唐宋书，即以其法，纪纲唐宋制度，使与纪传之史，相辅而行；则《春秋》、《周礼》，并接源流。弈世遵行，不亦善乎？何欧阳述《唐》，元人纂《宋》，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，而猥加罗列，则亦不善度乎时矣。”或谓《通典》、《会要》之书，较马、班书志之体为加详耳。其於器物名数，亦复不能甄综赅备，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，此又非知言也。古物苟存於今，虽户版之籍，市井泉货之簿，未始不可备考证也。如欲皆存而无裁制，则岱岳不足供藏书，沧海不足为墨渖也。故为史学计其长策，纪、表、志、传，率由旧章；再推周典遗意，就其官司簿籍，删取名物器数，略有条贯，以存一时掌故，与史相辅而不相侵，虽为百世不易之规，可也。
○亳州志掌故例议下
掌故之原，始於官《礼》。百官具於朝廷，则惟国史书志，得而撷其要，国家会典会要之书，得而备其物与数矣。撰方志者，何得分志与掌故乎？曰：部寺卿监之志，即掌故也；拟於《周官》，犹夏官之有《司马法》，冬官之有《考工记》也。部府州县之志，乃国史之分体，拟於周制，犹晋《乘》、楚《杌》、与鲁《春秋》也。郡县异於封建，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。六曹职掌，在上颁而行之，在下承而奉之，较之国史，具体而微。志与掌故，各有其不可易，不容溷也。
今之方志，猥琐庸陋，求於史家义例，似志非志，似掌故而又非掌故，盖无以讥为也。然簿书案牍，颁於功令，守於吏典，自有一定科律；虽有奇才，不能为加；虽有愚拙，不能为损；名胜大邦，与荒僻陋邑，无以异也。故求於今日之志，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；求於今日之案牍，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。故曰：礼失求诸野也。夫治国史者，因推国史以及掌故，盖史法未亡，而掌故之义不明，故病史也。治方志者，转从掌故而正方志；盖志义久亡，而掌故之守未坠；修其掌故，则志义转可明矣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志义欲其简而明也，然而事不可不备也。掌故欲其整以理也，然而要不容不挈也。徒以简略为志，此《朝邑》、《武功》之陋识也。但知详备为掌故，则胥史优为之，而不知其不可行矣。夫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盖有义焉。所谓操约之道者此也。而或误以并省事迹，删削文字，谓之简也；其去古人，不亦远乎？夫名家撰述，意之所在，必有别裁，或详人之所略，或弃人之所取，初无一成之法。要读之者，美爱传久，而恍然见义於事文间，斯乃有关於名教也。然不整齐掌故，别为专书，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。
●卷八外篇三
○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
文安宰币聘修志，兄於史事久负，不得小试，此行宜踊跃。仆有何知，乃承辱询。抑盛意不可不复，敢於平日所留意者，约举数条，希高明裁择！有不然处，还相告也。
一、州郡均隶职方，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，然义例不可不明。如传之与志，本二体也。今之修志，既举人物典制而概称曰志，则名宦乡贤之属，不得别立传之色目。传既别分色目，则礼乐兵刑之属，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。窃思志为全书总名，皇恩庆典，当录为外纪；官师铨除，当画为年谱；典籍法制，则为考以著之；人物名宦，则为传以列之。变易名色，既无僭史之嫌；纲举目张，又无遗漏之患。其他率以类附。至事有不伦，则例以义起，别为创制可也。琐屑繁碎，无关惩创，则削而不存可也。详赡明备，整齐画一，乃可为国史取材；否则纵极精采，不过一家小说耳，又何裨焉？
一、今世志艺文者，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，依类相附；甚而风月露之无关惩创，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徵，亦胥入焉。此姑无论是非，即使文俱典则，诗必雅驯，而铨次类录，诸体务臻，此亦选文之例，非复志乘之体矣。夫既志艺文，当仿《三通》、《七略》之意，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，分其部汇，首标目录，次序颠末，删芜撷秀，掇取大旨，论其得失，比类成编，乃使後人得所考据，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，斯不失为志乘体尔。至坛庙碑铭，城堤纪述，利弊论著，土物题咏，则附入物产、田赋、风俗、地理诸考，以见得失之由，沿革之故；如班史取延年、贾让诸疏入《河渠志》，贾谊、晁错诸疏入《食货志》之例，可也。学士论著，有可见其生平抱负，则全录於本传；如班史录《天人三策》於《董仲舒传》，录《治安》诸疏於《贾谊列传》之例，可也。至墓志传赞之属，核实无虚，已有定伦，则即取为传文；如班史仍《史记 自序》而为《司马迁传》，仍扬雄《自序》而为《扬雄列传》之例，可也。此一定之例，无可疑虑，而相沿不改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