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洛阳伽蓝》《关东风俗》者，虽名为二品，实则一例。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。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《三国》、刘昭《後汉》一条，则史家之旧法，与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之流，大同而小异者也。
夫文史之籍，日以繁滋，一编刊定，则徵材所取之书，不数十年，尝失亡其十之五六，宋、元修史之成规，可覆按焉。使自注之例得行，则因援引所及，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，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，是亦史法之一助也。且人心日漓，风气日变，缺文之义不闻，而附会之习，且愈出而愈工焉。在官修书，惟冀塞责，私门著述，敬饰浮名，或剽窃成书，或因陋就简。使其术稍黠，皆可愚一时之耳目，而著作之道益衰。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，则闻见之广狭，功力之疏密，心术之诚伪，灼然可见於开卷之顷，而风气可以渐复於质古，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。然则考之往代，家法既如彼；揆之後世，系重又如此；夫翰墨省於前，而功效多於旧，孰有加於自注也哉？
○传记
传记之书，其流已久，盖与六艺先後杂出。古人文无定体，经史亦无分科。《春秋》三家之传，各记所闻，依经起义，虽谓之记可也。经《礼》二戴之记，各传其说，附经而行，虽谓之传可也。其後支分派别，至於近代，始以录人物者，区为之传；叙事迹者，区为之记。盖亦以集部繁兴，人自生其分别，不知其然而然，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。此类甚多，学者生於後世，苟无伤於义理，从众可也。然如虞预《妒记》、《襄阳耆旧记》之类，叙人何尝不称记？《龟策》、《西域》诸传，述事何尝不称传？大抵为典为经，皆是有德有位，纲纪人伦之所制作，今之六艺是也。夫子有德无位，则述而不作，故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为传而非经，而《易 系》亦止称为《大传》。其後悉列为经，诸儒尊夫子之文，而使之有以别於後儒之传记尔。周末儒者，及於汉初，皆知著述之事，不可自命经纶，蹈於妄作；又自以立说，当禀圣经以为宗主，遂以所见所闻，各笔於书而为传记。若二《礼》诸记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诸传是也。盖皆依经起义，其实各自为书，与後世笺注自不同也。後世专门学衰，集体日盛，叙人述事，各有散篇，亦取传记为名，附於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。明自嘉靖而後，论文各分门户，其有好为高论者，辄言传乃史职，身非史官，岂可为人作传？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，群焉和之，以谓於古未之前闻。夫後世文字，於古无有，而相率而为之者，集部纷纷，大率皆是。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，马、班以前，早有其文。（孟子答苑囿汤、武之事，皆曰：“於传有之。”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，岂史官之文乎！）今必以为不居史职，不宜为传，试问传记有何分别？不为经师，又岂宜更为记耶？记无所嫌，而传为厉禁，则是重史而轻经也。文章宗旨，著述体裁，称为例义。今之作家，昧焉而不察者多矣。独於此等无可疑者，辄为无理之拘牵。殆如村俚巫妪，妄说阴阳禁忌，愚民举措为难矣。明末之人，思而不学，其为瞽说，可胜唾哉！今之论文章者，乃又学而不思，反袭其说，以矜有识，是为古所愚也。
辨职之言，尤为不明事理。如通行传记，尽人可为，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。必拘拘於正史列传，而始可为传，则虽身居史职，苟非专撰一史，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？若但为应人之请，便与撰传，无以异於世人所撰。惟他人不居是官，例不得为，己居其官，即可为之，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；是将以史官为胥吏，而以应人之传，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，说尤不可通矣。道听之徒，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，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，持门户以攻王、李者也。
朱先生尝言：“见生之人，不当作传。”自是正理。但观於古人，则不尽然。按《三国志》庞氵育母赵娥，为父报仇杀人，注引皇甫《烈女传》云：“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。”是生存之人，古人未尝不为立传。李翱撰《杨烈妇传》，彼时杨尚生存。恐古人似此者不乏。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，《史》、《汉》列传体也。随举一事而为之传，《左氏》传经体也。朱先生言，乃专指列传一体尔。
邵念鲁与家太詹，尝辨古人之撰私传，曰：“子独不闻邓禹之传，范氏固有本欤？”按此不特范氏，陈寿《三国志》，裴注引东京、魏、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，凡数十家。即见於隋、唐《经籍》、《艺文志》者，如《东方朔传》、《陆先生传》之类，亦不一而足，事固不待辨也。彼挟兔园之册，但见昭明《文选》、唐宋八家鲜入此体，遂谓天下之书，不复可旁证尔。
往者聘撰《湖北通志》，因恃督府深知，遂用别识心裁，勒为三家之学。人物一门，全用正史列传之例，撰述为篇。而隋、唐以前，史传昭著，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，则但揭姓名，为《人物表》。（说详本篇《序例》。）其诸史本传，悉入《文徵》，以备案检。（所谓三家之学，《文徵》以拟《文选》。）其於撰述义例，精而当矣。时有佥人，穷於宦拙，求余荐入书局，无功冒餐给矣。值督府左迁，小人涎利构谗，群刺蜂起，当事惑之，檄委其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