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薰，欲属余撰辑州志，因取旧志视余，即其本也。按《明史 艺文志》，有陈士元《滦州志》十一卷。陈字养君，湖广应城人，嘉靖甲辰进士，历滦州知州，有盛名；著述甚富，多见《明志》，而史不列传。《应城县志》，有传而无书目；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。余少侨应城，求其所著，一无所见。闻前知县江浦金テ，尽取其家藏稿以去，意甚惜之。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。康熙中，知州侯绍岐依例续补，虽十一卷之次，不可复寻，而门类义例，无所改易。篇首不知何人撰序，有云：“昔宦中州，会青螺郭公议修《许州志》。公曰：‘海内志书，李沧溟《青州志》第一，其次即为《滦志》。’”似指陈君原本而言。其书与人，均为当世盛称，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。今观其书，矫诬迂怪，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；文理至此，竟不复可言矣。陈君以博赡称，而《滦志》庸妄若此，其他著述，不知更如何也。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赞，不可解矣。
其书分四篇：一曰世编，二曰疆里，三曰壤则，四曰建置。世编用编年体，仿《春秋》书法，实为妄诞不根。篇首大书云：“帝喾氏建九州，我冀分。”传云：“书者何？志始也。”云云。以考九州分域，又大书云：“黄帝逐荤粥。”传云：“书荤粥何？我边郡也。”又大书云：“周武王十有三祀，夷齐饿死於首阳，封召公於燕，我燕分。”此皆陈氏原编，怪妄不直一笑。《春秋》，鲁国之书，臣子措辞，义有内外，故称鲁为我，非特别於他国之君。且鲁史既以国名，则书中自不便於书国为鲁，文法宜然，非有他也。郡县之世，天下统於一尊，珥笔为州县志者，孰非朝廷臣子，何我之有？至於公传经，出於经师授受，隐微之旨，难以遽喻，则假问答而阐明之，非史例也。州县之志，出於一手，撰述非有前人隐义，待己阐明，而自书自解，自问自答，既非优伶演剧，何为作独对之酬酢乎？且刘氏《史通》，尝论《晋纪》及《汉晋春秋》，力诋前人摩拟无端，称我与假设问答，俱在所斥。陈氏号为通博，独未之窥乎？国史且然，况州县志乎？周武王十有三祀，文尤纰缪。殷祀周年，两不相蒙。《洪范》为箕子陈畴，书法变例，非正称也。陈氏为夷齐之故，而改年称祀，其下与封召公，同蒙其文，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？且夷齐不食周粟，饿死首阳，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，非绝粒殉命之谓也。大书识其年岁，不亻真甚乎？即此数端，尚待窥其馀乎？
其世编分目为三：一曰前代，二曰我朝，三曰中兴。其称我朝者，终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；其题中兴者，断始嘉靖二十九年，实亦不得其解。疆里之目有六：曰域界，曰理制，曰山水，曰胜概，曰风俗，曰往迹。壤则之目有七：曰户口，曰田赋，曰盐法，曰物产，曰马政，曰兵政，曰驿传。建置之目十一：曰城池，曰署廨，曰儒学，曰仓库，曰铺舍，曰街市，曰坊牌，曰楼阁，曰桥渡，曰秩祀，曰寺观。而官师人物，科目选举，俱在编年之内。官师则大书年月，某官某人来任；其人有可称者，即仿《左传》之例，注其行实於下。科目则曰，某贡於学，某举於乡，其中某榜进士；其有可称者，亦同官师之例，无则阙之。孝义节烈之得旌者，书於受旌之日。而ウ修之儒，能文之士，不由科目，与夫节孝之妇，贞淑之女，偶不及旌，则无入志之例矣。
尤有异者，侯君续陈之志，於明万历四十七年，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，分注前明年号於下；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，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。夫前明疆宇，未入我朝版图；国朝史笔，於书明事，不关於正朔者，并不斥去天启、崇祯年号。藉曰臣子之义，内本朝而外前明，则既书天命年号於上，事之在前明者，必当加明字以别之；庶使阅者知所主客，是亦一定理也。今冯运泰乃明之进士，林应聚乃明之知州，隶於本朝年号之下，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，是直以明之进士知州，为本朝之科第职官，不亦诬乎！至《滦志》标题，亦甚庸妄。滦乃水名，州亦以水得名耳。今去州字，而称《滦志》，则阅题签者，疑为滦水志矣。然《明 艺文志》以陈士元撰为《滦州志》，则题删州字，或侯绍岐之所为。要以全书观之，此等尚属细事，不足责也。
○书灵寿县志後
书有以人重者，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；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，重其意而略其辞可也。平湖陆氏陇其，理学名儒，何可轻议？然不甚深於史学。所撰《灵寿县志》，立意甚善，然不甚解於文理。则重陆之为人，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。重其人，因重其书，以谓志家之所矜式，则耳食矣。余按陆氏《灵寿县志》十卷：一曰地理，纪事方音附焉，二曰建置，三曰祀典，四曰灾祥，五曰物产，六曰田赋，七曰官师，八曰人物，人物之中，又分后妃、名臣、仕绩、孝义、隐逸、列女，九选举，十艺文。而田赋、艺文分上下卷，祀典、灾祥、物产均合於一，则所分卷数，亦无义例者也。其书大率简略，而田赋独详，可谓知所重矣。《叙例》皆云：“土瘠民贫，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，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竞。”尤为仁人恺悌之言。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，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