侈陈名胜古迹，游览辞赋，则逐流而靡矣。《统志》之例，补《寰宇》之剩义，删名胜之支辞，折衷前人，有所依据，阎氏从而议之过矣。然而其体自有轻重，不可守其类纂名目，以备一方文献之全，甚晓然也。”余曰：“古之方志，义例何如？”章君曰：“三代封建，与後代割据之雄，大抵国自为制，其体固不侔矣。郡县之世，则汉人所为《汝南先贤》、《襄阳耆旧》、《关东风俗》诸传说，固已偏而不备，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。今可见者，宋志十有馀家，虽不能无得失，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，则史氏家法犹存。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，取为全志，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。”余曰：“宋志十有馀家，得失安在？”章君曰：“范氏之《吴郡志》，罗氏之《新安志》，其尤善也。《罗志》芜而不精，《范志》短而不详，其所蔽也。《罗志》意存著述，《范志》笔具翦裁，其所长也。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。知翦裁者，其文削而不腴，其事郁而不畅，其所识解，不出文人习气，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；若康氏《武功》之志，韩氏《朝邑》之志，其显者也。何为文人习气？盖仿韩退之《画记》而叙山川物产，不知八书十志之体，不可废也。仿柳子厚《先友记》而志人物，不知七十列传之例，不可忘也。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。等而下者，更无论矣。”
余曰：“如君所言，修志如何而後可？”章君曰：“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必有义焉，史家著作之微旨也。一方掌故，何取一人著作？然不於著作，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。文案簿籍，非不详明，特难乎其久也。是以贵专家焉。专家之旨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不可以言传也。其可以言传者，则规矩法度，必明全史之通裁也。”“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？”曰：“知方志非地理专书，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，皆当汇入地理，而不可分占篇目，失宾主之义也。知方志为国史取裁，则人物当详於史传，而不可节录大略；艺文当详载书目，而不可类选诗文也。知方志为史部要删，则胥吏案牍，文士绮言，皆无所用，而体裁当规史法也。此则其可言者也。夫家有谱，州县有志，国有史，其义一也。然家谱有徵，则县志取焉。县志有徵，则国史取焉。今修一代之史，盖有取於家谱者矣。未闻取於县志。则荒略无稽，荐绅先生所难言也。然其故，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，此则不可不明辨也。”
噫！章君之言，余未之能尽也。然於志事，实不敢掉以轻心焉。二图包括地理，不敢流连名胜，侈景物也。七志分别纲目，不敢以附丽失伦，致散涣也。二表辨析经纬，不敢以花名卯簿，致芜秽也。五传详具事实，不敢节略文饰，失徵信也。乡荐绅不余河汉，勤勤讨论，勒为斯志，庶几一方之掌故，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於地理之偏焉耳。若求其志，而欲附於著作专家，则余谢不敏矣。
○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
常德为古名郡，左包洞庭，右控五溪，战国楚黔中地，秦楚争衡，必得黔中以为橐钥；所谓旁摄溪蛮，南通岭峤，从此利尽南海者也。後汉尝移荆州治此，盖外控诸蛮，则州部之内，千里晏然。隋唐以来，益为全楚关键。五季马氏既并朗州，而後屹然雄视，诸镇莫敢与抗矣。盖北屏荆渚，南临长沙，远作滇、黔门户，实为控要之区，不其然欤？我朝奕世承平，蛮夷率服，大湖南北，皆为腹地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满州将军驻防荆州，遂移提督军门，弹压常德。後虽分湖南北为两部院，而营制联络两部，呼吸相通，故节制之任，仍统於一。
余承乏两湖，尝按部常德，览其山川形势，慨想秦汉通道以来，治乱机缄，割制利弊，与夫居安思治，化俗宜民之道，爰进守土长吏，讲求而切磋究之。知府三原李君大{雨隆}，悃忄吏也。六条之察，次第既略具矣。府志辑於康熙九年，故册荒陋，不可究诘；百馀年之文献，又邈焉无徵；於是请事重修。余谓此能知其大也。虽然，方志遍寰宇矣，贤长吏知政事有恒，而载笔之士，不知辞尚体要，猥芜杂滥，无讥焉耳。即有矫出流俗，自命成家，或文人矜於辞采，学士侈其罗，而於事之关於经济，文之出於史裁，则未之议也。
会稽章典籍学诚，游於余门。数为余言史事，黎然有当於余心。余嘉李君之意，因属典籍，为之撰次，阅一载而告成。凡书二十四篇；为纪者二，编年以综一郡之大事；为考者十，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；为表者四，年经事纬，以著封建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之名姓；为略者一，为传者七，采辑传记，参合见闻，以识名宦、乡贤、忠孝、节义之行事。纲举而目斯张，体立而用可达。俗志附会古迹，题咏八景，无实靡文，概从删略。其有记序文字，歌咏篇什，足以考证事实，润色风雅，志家例录为艺文者；今以艺文专载书目，诗文不可混於史裁，别撰《文徵》七卷，自为一书，与志相辅而行。其搜剔之馀，畸言脞说，无当经纶，而有资谈助者，更为《丛谈》一卷。皆不入於志篇。凡此区分类别，所以辨明识职，归於体要。於是常德典故，可指掌而言也。
夫志不特表章文献，亦以辅政教也。披览舆图，则善德、桃源之为山镇，渐、潜、沧浪之为川泽，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