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。予独谓高牙大★，堂堂正正，攻坚而折锐，则刘有一日之长。若藏锋敛锷，出奇制胜，如珠之走盘，马之行空，始若不见其妙。而探之愈深，引之愈长，则於虞有取焉，然此非谓道学名节论，乃为诗论也。与予论合者，惟张沧洲亨父、谢方石鸣治。亨父已矣，方石亦归老数千里外。知我罪我，世固有君子存焉，当何如哉？
唐诗李杜之外，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。王诗丰缛而不华靡，孟却专心古澹，而悠远深厚，自无寒俭枯瘠之病。由此言之，则孟为尤胜。储光羲有孟之古而深远不及岑参，有王之缛而又以华磨掩之。故杜子美称“吾怜孟浩然”，称“高人王右丞”，而不及储岑，有以也夫。
观《乐记》论乐声处，便识得诗法。
作诗不可以意徇辞，而须以辞达意。辞能达意，可歌可咏，则可以传。王摩诘“阳关无故人”之句，盛唐以前所未道。此辞一出，一时传诵不足，至为三叠歌之。後之咏别者，千言万语，殆不能出其意之外。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。
诗贵不经人道语。自有诗以来，经几千百人，出几千万语，而不能穷，是物之理无穷，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。今令画工画十人，则必有相似，而不能别出者，盖其道小而易穷。而世之言诗者，每与画并论，则自小其道也。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於言意之表，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，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，而音韵铿锵，意象具足，始为难得。若强排硬叠，不论其字面之清浊，音韵之谐舛，而云我能写景用事，岂可哉？
诗与文不同体，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，韩退之以文为诗，固未然。然其所得所就，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。近见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，至其为诗，则毫厘千里，终其身而不悟。然则诗果易言哉？
“写留行道影，焚却坐禅身。”开口便自黏带，已落第二义矣。所谓“烧却活和尚”，正不须如此说。
长篇中须有节春天，有操，有纵，有正，有变。若平铺稳布，虽多无益。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，惟杜子美顿挫起伏，变化不测，可骇可愕，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。回视诸作，皆在下风。然学者不先得唐调，未可遽为杜学也。
“月到梧桐上，风来杨柳边。”岂不佳？终不似唐人句法。“芙蓉露下落，杨柳月中疏。”有何深意？却自是诗家语。
陈公父论诗专取声，最得要领。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，予讶而问之，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：“诗有五声，全备者少，惟得宫声者为最优，盖可以兼众声也。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，韩退之之诗为角，以此例之，虽百家可知也。”予初欲求声於诗，不过心口相语，然不敢以示人。闻潘言，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，天下之理，出於自然者，固不约而同也。赵捴谦尝作《声音文字通》十二卷，未有刻本。本入内阁而亡其十一，止存总目一卷，以声统字，字之於诗，亦一本而分者。於此观之，尤信。门人辈有闻予言，必让予曰“莫太泄漏天机”，否也！
国初诸诗人结社为诗，浦长源请入社，众请所作。初诵数首皆未应，至“云边路绕巴山色，树里河流汉水声”，并加赏叹，遂纳之。（一擎按：“云边”二语，《宋诗纪事》作鬼诗，《明诗选》作童轩诗。）
林子羽《鸣盛集》专学唐，袁凯《在野集》专学杜，盖皆极力摹拟，不但字面句法，并其题目亦效之，开卷骤视，宛若旧本。然细味之，求其流出肺腑，卓尔有立者，指不能一再屈也。宣德间有晏鐸者，选本朝诗，亦名《鸣盛诗集》。其第一首林子羽《应制》曰：“堤柳欲眠唤起，宫花乍落鸟衔来。”盖非林最得意者，则其他所选可知。其选袁凯《白燕》诗曰：“月明汉水初无影，雪满梁园尚未归。”曰：“赵家姊妹多相忌，莫向昭阳殿里飞。”亦佳。若《苏李泣别图》曰：“犹有交情两行泪，西风吹上汉臣衣。”而选不及，何也？
律诗对偶最难，如贾浪仙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”，至有“两句三年得”之句。许用晦“湘潭云尽暮山出，巴蜀雪消春水来”，皆有感而後得者也。戴石屏“夕阳山外山”，对“春水渡傍渡”亦然。若晏元献对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尤觉相称耳。
诗有三义，赋止居一，而比兴居其二。所谓比与兴者，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。盖正言直述，则易于穷尽，而难於感发。惟有所寓托，形容摹写，反复讽咏，以俟人之自得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则神爽飞动，手舞足蹈而不自觉，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。
《元诗体要》载杨廉夫《香奁》绝句，有极鄙亵者，乃韩致光诗也。
质而不俚，是诗家难事。乐府歌辞所载《木兰辞》，前首最近古。唐诗，张文昌善用俚语，刘梦得《竹枝》亦入妙。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，遂失之浅俗。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涩僻而反之？而弊一至是，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？
古歌辞贵简远，《大风歌》止三句，《易水歌》止二句，其感激悲壮，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