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伯衡先生告之。客曰：“这种人谈他做什么？浪掷寸阴，太无聊了。看他画册，污我双眼，还不如闭目养神，反倒求得一时清净。”闻之骇然。客之姓氏，听之未尝记清，亦未便再问，谅亦鉴赏高手也。
伯衡先生，乃越园师多年老友，为金石书画收藏家及鉴定家，字亦朴茂而修，曾书撰楹联一幅相赠。越园师主编之《金石书画》，皆倚先生协编而成，辈份至高。民初设浙江通志局，由著名同光体诗家兼学人沈曾植（子培）主其事，陈先生即曾在局任事，今事隔三十多年，又由师聘为分纂，时颇不解何以不聘为编纂而仅聘为分纂，缘到杭后已与师极少见面，不若在云和大坪之得以朝夕侍从，故无从献疑。但我不论其位而只重其学，故亦以师礼侍之。陈师亦欣然接受，为我作书绍介友人，即书“门下士”某某某，殊深感激。陈师多与晚清诸遗老及海上名流游，所知艺坛掌故极多，足资谈兴。如言倘见马一浮先生，切忌言其书似子培老，否则不惜一拼老命。又言王培先生晚年，与其相语不可坐其右侧，盖年老多痰，随语随吐，故上衣近右肩处，全是唾痕。若坐相近，必溅而及之。坐于左边，则无碍也。衍文因谓于子培先生学问之博雅，自不待言，而诗之好用僻典，实非我之所喜；樊樊山诗才赡富，亦病太掉书袋；填塞佛经术语以成诗，此又何难！不唯此也，倘要一意示人捉摸不到出处，姑以《酉阳杂俎》为秘枕，尽以其中神鬼名字借代作喻，孰能过目不忘而悉记？陈师曰：王培先生气质自好，字亦格调自高。然子所言亦是，此亦通人之一弊。继又曰：沪上有与尔年辈相若二人，文才出众，一能背出《昭明文选》全部，一精研音韵训诂，而诗尤俊逸。若与之相互切磋，受益必多。后陈师尝屡为我言之，而始终不肯道其姓氏为谁何也。
陈师于越园师之三绝，亦有特嗜，尝告衍文曰：以文人画而论，近有三家鼎立，即吴昌硕、陈师曾、余越园也。以书而论，亦有三家，即吴昌硕、余越层，尚有一家，已沦落不足道矣。衍文曰：此公得非郑孝胥乎？其诗亦诚不易到也。恐是愚忠，或尚可恕。倘以画论，我自无知，然见越公之昼，似合清新俊逸为一体，气韵流走又含藏，当为第一。书唯行草得刚柔相济之和，潇洒拔俗之格，不似某公之剑拔弩张，尽用霸气逼人也。当为第二。与画相配，最足令人神驰。师曾之画不多见，不敢妄言，而越公以为终身难及也。昌硕之书与画，皆苍老突兀，古气盎然。今之能以字画合而相得益彰者，惟缶翁与越公耳。缘大多数昼师，书皆不甚工，或遁为怪怪奇奇，堕马折腰，以掩其丑，甚不取之。陈师笑曰：汝此直觉，颇中肯綮。衍文又问曰：以缶翁与越公之书相较，则又如何？陈师曰：可谓各有千秋也。越老得力于帖，缶翁则得力于碑。惟自乾嘉而后，世多右碑而左帖，实亦过于偏执，未必尽当。子言两家字画能浑成一体，真属卓见，然而汝能知缶翁之画，原有碑意融入其中；越老之画，亦有帖气深蕴其内乎！且二公同具诗家气质，各有我在，人与艺化，遂使两家题识，各自成家，都能天衣无缝、白璧无瑕矣。衙文虽于书画两皆不能，然感于道致一而不可孤往，艺专一而必要旁通，且于此而得悟二公会心独诣之微，则所受之教亦云幸矣。衍文孤陋，未见居室之善。若越公之“寒柯堂”，精致实用，且能融会中西；陈师之“石墨楼”，深邃曲折，陈设皆古色古香，每一往过，嗟叹久之，以为才土之宜室宜家，莫过于此。闻二屋皆二师自行设计督造，文人慧业，洵非一途也。
衍文又尝以鄙见进陈于越园师、墨庵师、伯衡师而言曰：若欲著述，必须独立不遗，始有价值。若屋下架屋，何必祸枣灾梨？苟有新见度越前人，且其特色不可掩，纵后来者可以居上，犹能立于不汰之地也。纵有缺损谬误，亦是白璧之瑕，无可碍也。且世焉有一无阙误之书乎？故曰：好书必当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。世俗初以为唯文学始有永久性，实一曲之见也。因举例而言曰：论经，清儒各注精矣、深矣，而旧注不能废。《楚辞》之注夥矣，而各自之精神面貌不可以夺。即以工具书而论，亦复如是，浅言之，如今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风行，而《渊鉴类函》为学者仍不可少。倘论选本，诽薄者尤多，而《诗归》、《诗镜》及沈归愚三种《别裁集》等等，虽皆非自我创作，卑视之者多见，然个中实有选者特有之取舍识见在焉。再浅之而以童蒙读物言之，若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昔时贤文》、《幼学故事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等，虽时移世转，而仍有其顽强之生命力，能合理而存在也。太炎先生亦尝赞赏《三字经》，且为之增补改作，而卒未能取而代之也。若论《幼学故事琼林》，焉得有如《初学记》之声誉？然而前者实更便于初学。况当今业有多门，钻研旧学日少，读《幼学》而略知常识常典，且又较为方便易解，不亦善乎？而《初学记》，则可作进一步用，两者决不相悖，自能各得其得也。吾初以此理示人，人都瞠目惊听，以为大言不惭，及举多例以明之，则人皆首肯，不为非难。越园师、墨庵师、伯衡师听后，亦无有间言。
卷四《移居南溪乡之大坪村省府并设浙江通志馆于此》五首，余来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