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高妙趋绝也。余告以此乃当代名家，著作极富。不仅古文独树一帜，不为桐城、阳湖所拘，即评鹭古今，亦独具只眼。惟所著《经学通志》，但罗列人名书名，较为浮泛，此或非其所长。要之，彼乃是文章家而非经学家也。师曰：何我竟未尝闻之耶？衍文对曰：公辈份较高，少小专攻书画，复又从政。虽留心文史，而交流皆耆宿及达官为多。故艺坛人物，几尽知之，于公为后进之学人文士，或未尽悉也。余最爱钱先生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虽书末言《新文学》章以周树人、徐志摩为右倾受讥于新人，然大体而言，皆精纯不磨。且以周树人而论，激进如钱杏，于彼贬辞尤重，则又何必独责于钱先生。师曰：新文学健者，志摩、达夫皆吾友，但学俱有根只。达夫长兄郁华（曼陀），曾同留学日本，同在司法界任事，工诗善画，诗实胜于乃弟，今人都不知之。周树人即鲁迅乎？吾所不取，为人当厚道诚殷，为文尤不宜尖酸刻薄。而观其作，几全是绍兴师爷习气。其时我等最崇敬且挚爱者，莫鲁迅先生若，遂喋喋与辩，而师仍不以为然，谓此乃衰世之文也，焉得张皇鼓吹而尊之！衍文知此实亦章实斋之坠绪，绿公最重实斋，甫到馆时，即以《章氏遗书》命读，须一字不遗，不得随意翻检，疏忽跳过也。因另换一题而言曰：太炎先生极重刘申叔经学，而于《国学演讲录》中，却不以其文为工；林纡（畏庐）痛詈太炎，则缘于报复之意气，真能持平而论者，其唯子泉先生乎。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谓“章氏淡雅有度而枵于响，师培雄丽可诵而浮于艳”，权衡褒贬，最为精确至当。师曰：文章总当推梁任公为第一。衍文对曰：任公文唯以才情放纵为能耳，多用排比，莽莽滔滔，直泻而下，下笔几难自休，而于含蓄收敛之余韵微缺焉。学术之文，美矣盛矣，惜驳杂不纯，舛讹常见。师曰：汝知任公何以下笔乎？吾尝居其天津寓近。任公好雀战，能连续数天不眠。外有约稿，即以题交其侄廷灿，廷灿即在书房为其搜集有关参考资料，签发意见，置于案头。任公雀战毕，即到书房略事浏览，一挥而就，然后安眠。此情况屡屡见之，真令人叹绝也。乃又对曰：任公之得失，不于此皆见之乎！师点首而默然。
《寒柯堂诗》，余最喜卷四于役云和寄居北乡河坑杂兴二十四首五律，尝将每首各作七绝一首论述之。又为《庚辰摇十三首》作七律一首论之。越园师于诗后批云：“实获吾心，赐可与言诗矣。”是时即以弟子待我矣。家乡父执辈见之，各为惊异。有为寿为像赞为墓铭者，皆辗转相求，其实诗文皆非我之所长，应酬之作，尤非所愿，但事虽违心，而盛情难却，偶然兴到，亦作骈辞，幸有宋墨庵先生为之点窜，不致贻笑方家，然悉不存稿，随誊随弃。后为寒柯堂诗作校读，十有七八，皆作评点，稍用其心，所作二十五首诗，亦赘附焉。旋以印刷为难，尽行刊落，心殊阙然。当师告知此故后，因曰：然则校读之末所云：“其他诸点，因篇而施，散见卷中，兹不具论”诸语，亦当随之删去也。师曰：任其存之，庶读之者知其尚有多言在也。厥后果多有公之诗友来函请问。原批之稿，不审尚存留于世间否也。
《河坑杂兴》之三云：“大乱居宜僻，危机任远空。风雷皆帝试，礼乐不吾攻。岩峭疑天窄，云深觉岭崇，藐躬能独治，吾道岂终穷。”公尝为我等诵之，曰：此言避空袭也。“风雷”句喻投弹，而归之天帝，讽空防之不备；“礼乐”句叹道德之不修，而责之自身，刺当局之失教。可谓微而显，婉而成章矣。
又之五云：“不负山林约，侵晨便策筇。晓风梳弱柳，残月挂疏松。朝气吾能画，孤怀谁与从。最怜烟一抹，如练曳云峰。”余独奇撼联上句“梳”字，以为有画意而非画所能传。师曰：汝尚不知“挂”字之妙，尤倍于“疏”。余谓此字殊属寻常，如近日语体文中，常有“月亮已经挂在柳梢头了”之句。师笑曰：此岂可视同一例耶？余用之于晓，正衬托出月之无力，似非赖疏松之支持不可，用之于晚，则平庸矣。顾此意终难使我领略也。适陈友琴师时任《复兴日报》副刊《绿洲》编辑，来函约稿，余连作诗论数篇，于《诗的要素》中引其诗为例。旋接严谕，言郑板桥有“春风有意来梳柳”句，余先生殆有取于斯乎？窃谓板桥诗嵌入此字，牵累过多，词疲气弱，袁简斋所谓“叶多花蔽”者也。师用此字，删尽主观设想之虚言，遂能真象突现，境界一新。即前录宰棠先生《无题》，亦有“长安陌上柳如梳”句，然此乃形容词，师乃动词，又不可视同一例也。
又之七云：“习静亦非计，幽居却适宜；无风松自韵，不雨竹还滋。万象含生气，孤云寄远思。悠然一榻上，妙意寸心知。”似颇近悟道光景。夫习静乃有意为之，非真自如纯顺自然之道，故非所取也。撼联句式似从杜老《秦州杂诗》“无风云出塞，不夜月临关”袭取而来。然景象用意自别，能各有所得也。余尝有赠师次婿方毓麟（书磷）先生二绝：“不识芳名《诗》枉攻，生来原未入幽丛。承蒙指认还相告：花愈无香色愈红。”其二云：“平生曾学维摩法，只是红红系所思。解得惮宗棒喝语，分明此意是吾师。”先生喜甚。余曰：拙诗传情达意，虽尽得其实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