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同上卷十五《与是仲明》，按此公即《儒林外史》中权勿用之影子也。故简斋虽“转益多师”，实最有主见，确立所志，虽于其时为世尚列于次等甚或末等之文苑一途，亦甘于从一而终。定公诗云：“独往人间竟独还”，此当为简斋颂之，岂更不其宜乎！
定公《咏史》云：“金粉东南十五州，万重恩怨属名流。牢盆狎客操全算，团扇才人踞上游。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。田横五百人安在，难道归来尽列侯？”此诗传诵最广，殆以鲁迅先生好以其颈联为书对故尔。顾其全诗通篇殊难疏解。世界书局版《龚自珍全集》于上批云：“此指曾宾谷。”又云：“绝似梅村。此惜曾宾谷中丞燠之罢官也。忠州李芋仙言：曾为盐政时，有孝廉某谒之，冀五百斤不得。某恚，授以诗曰：破格用人明主事，暮年行乐老臣心。上句谓其认和坤得进，下句谓其日事荒讠燕。言官以上诗上闻，曾遂得罪永废。”按“牢盆”，据《本草》：“煮盐之器，汉谓之牢盆。”《史记平准书》：“因官器作煮盐，官与牢盆。”《集解》引如淳曰：“牢，廪食也，古者名廪为牢也；盆者煮盐盆。”此说或即以此“牢盆”二字而附会为曾宾谷事，然断章而取，其将何以处置最末一联耶？《燕京学报》第十三期有张荫麟《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》，按语以“是直以娼妓比东南文士，以狎客比清帝”，尤模糊囫囿，匪夷所思。余再四揣摩，遍参史事，当是咏叹南明覆亡后之惨剧。参近人孟《森心史丛刊奏销案》之考证：“朱国治抚吴，在治十六年冬，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，意所不慊，可以逆案为名，任情茶毒。”《国史国治传》：“国治疏言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钱粮，抗欠者多，因分别造册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，衙役二百四十人，敕部察议，部议见全官降二级调用，衿士褫职，衙役照赃治罪。”“奏销罹罪者万余人，止为辛丑一案之事。其实卒丑前后，士人横遭鞭扑，甚至毕命者，不可胜数。”此定公诗一二三句之史实也。牢盆，可引伸为赋税；操全算者，不唯收取钱粮，亦可牵连为附逆。生杀予夺之权，皆由朱国治所主宰；故日全也。国治诚为极恶之酷吏，而实亦与海上未靖，清廷恐人心未服，欲假大狱示威有关，然而士人之灾重矣。名流之各种苦难，孟森都有辑录，此处不及多引。诗末二句，当为郑克爽归附而发，用反问语，亦悲愤而感慨之语也。如是则颈联易与上下贯注。团扇才人，当指无气骨专咏风花之小名家而言。钱谦益有《团扇篇》，在《初学集》卷八。又陈文述以《团扇》诗受知于阮元学使，即以所咏团扇赏之。陈乃刻“团扇诗人”印，见《颐道堂文钞》卷三《印谱记》。所赋《仿宋画院制团扇》诗刊于《碧城仙馆诗钞》卷一首篇，似皆与定公诗无涉，不可附会为实有所指也。
古人读书都不苟且，每句皆不放过，行文则不甚认真，但凭记忆所及，故时有差错。近人则多持卡片，未肯全读终篇，甚且以为每书必从首至尾而读者为笨读，必一无所得也。鄙意但为兴趣赏析而读，略事浏览选其所喜而读自可，倘欲作专门研究，不可如是草率也。余初到浙江省通志馆，越园师即命读《章氏遗书》，须字字留心，不能草率翻过。旋见胡适所撰、姚名达所补订之《章实斋年谙》，两先生于章氏抨击简斋最力之《论文辨伪》及《与吴胥石简》二文，皆未统计入内，知皆未曾通读全书，而忽略之故。另有《与孙渊如观察论十规》一文，其时或尚未能得见，故可不论。此《年谱》体例甚佳，而梁任公不以为善，于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》提及，但未详论其理。不唯不能使著者服，亦不易使读者能理会也。又见杨鸿烈所著《大思想家袁枚评传》。重版时改为《袁枚评传》，叙写自粗，条理则清，间多错谬，亦属难免。唯其间言及戴震（东原），亦称其为重要思想家，而谓翻遍袁枚所有文字，不知何故，竟从无一语提及戴氏，颇以为怪云。戴氏经生，与简斋文士，自不致在谈经中说此不相干之人与事，原在情理之中，袁氏小说《新齐谐》卷十三《江秀才寄话》条记婺源江永（慎修）事，篇末云：“此其弟子戴震为余言。”不知杨鸿烈君如何见不及此？又《随园续同人集》卷二《文类》收程晋芳《上存斋前》辈四函，其四之末云：“戴东原一病而殂，诚为可痛。著述七十卷。使其不死，闲居二十年，当不止是。人皆推其为近人第一。以弟平心论之，其成就仍在绵翁下耳。”晋芳与东原同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东原卒后，乃顺便修函告知简斋者。存斋即简斋初时之号。晋芳集中，凡与简斋倡和之作，悉仍旧称。绵翁即程廷祚，字启生，号绵庄，又号青溪，学兼汉宋，晋芳少问经义于彼，受其影响颇深，故推其成就在东原之上，仁智之见各有不同，亦不必为辨。颅不审研究袁枚者竟见不及此乎！又近代学人谢无量，著作极多，骈文尤擅。就其时而言，所出之书，取资尚属丰富，如《中国大文学史》，鲁迅先生草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，尚列其书为主要参考书。而叙及小说《镜花缘》，则以为作者系李渔（笠翁），不知其根据何在，抑或想当然而笔之？作文学史道及作家作品，未能全知，遂不得不耳食牙慧，有时又往往一知半解，甚或强不知以为知，博览好学，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