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君，宾客不如主人。然千古以来，独陈思与徐、王、应、刘、陈、阮得称才子者，瞒、丕之才，为功名所掩，而陈思所遭不幸，故特以诗文着耳。然陈思诗文，丰骨气概，皆逊父兄一筹，使当时贾诩无属思之对，杨修成羽翼之谋，又安知绣虎之誉，不在五官中郎将哉！
汉以前无应酬时，魏、晋以来间有之，亦绝无佳者。惟卢谌、刘琨相赠二首，颂美中颇有感恩知己，好善不倦之意，应酬体中差为铮铮耳。
秋胡妻至以妒死，可为妒而愚矣。且其临死数语，不责夫以薄幸，乃责以忘母不孝，遂成秋胡千古恶名，则而妒悍且狡矣。颜延之〈秋胡行〉，直陈其事，字字斟酌，末首始代妒妇作责夫语云：「自昔枉光尘，结言固终始。如何久为别，百行愆诸己。君子失明义，谁与偕没齿？愧彼〈行露〉诗，甘之长川汜。」则秋胡之罪，不过调桑妇而已，非忘母不孝也。「百行愆诸己」，从别情说来，点缀稍轻，岂独为秋胡洗谤，并为妒妇忏悔矣。秋胡妇原不应入《列女传》，有识者欲黜之，读延之诗，悲酸动人，辄复不忍。若其浑古淡宕，汉、魏而后，所不多得也。
阮嗣宗越礼惊众，然以口不臧否人物，司马文王称为至慎，盖晋人中极蕴藉者。其〈怀〉十七首，神韵澹荡，笔墨之外，俱含不尽之思，政以蕴藉胜人耳。然以拟《古十九首》，则浅薄甚矣。夫诗中之厚，皆从蕴藉而出，乃有同一蕴藉而厚薄深浅异者，此非知诗者不能别也。
延之〈五君咏〉谓「中散不偶世」，叔夜〈幽愤诗〉亦自云「显明臧否」，此即「不偶世」之验也。嗣宗口不臧否人物，延之既称其「识密鉴洞」，又谓其「埋照」、「沦迹」。七贤中，叔夜与嗣宗同一放诞，而为人疏密迥异如此。谁谓放诞中无蕴藉乎？诗中字字斟酌，可谓传神。其始平与刘、向二公，俱不苟。史须如此切当简严，方称古人知己。但以山巨源之深识朗怀，而延之憎其显庸，遂与王戎并黜。梁沉约昧于荣利，乘时射势，而当时比之山巨源。是何巨源之不幸也？
唐人诗近陶者，如储、王、孟、韦、柳诸人，其雅懿之度，朴茂之色，闲远之神，澹宕之气，隽永之味，各有一二，皆足以名家，独其一段真率处，终不及陶。陶诗中雅懿、朴茂、闲远、澹宕、隽永，种种妙境，皆从真率中流出，所谓「称心而言，人亦易足」也。真率处不能学，亦不可学，当独以品胜耳。渊明自云：「夏月虚凉，高枕北窗下，清风飒至，自谓羲皇上人。」颜延之作〈陶公诔〉，亦云：「学非称师，文取指达，在众不失其寡，处言愈见其默。」又云：「廉深简洁，贞夷粹温，和而能峻，博而不繁。」又云：「解体世纷，结志区外。」此公之诗，所以为真率也。能如陶公，则不患无公之诗。然能如陶公，亦不必学公之诗。储、王辈生平为人，事事不及陶公，其所以能近陶者，以其风流洒落，无俗韵耳。
五言诗为澹穆易，为奇峭难。四言诗为奇峭易，为澹穆难。陶公四言诗如其五言诗，所以独妙。七言诗作澹穆尤难，惟摩诘能之，然而稍加深秀矣。
论者为五言诗平远一派，自苏、李、《十九首》后，当推陶彭泽为传灯之祖，而以储光羲、王维、刘□虚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柳宗元诸家为法嗣。但吾观彭泽诗自有妙悟，非得法于苏、李、《十九首》也。其诗似《十九首》者，政以其气韵相近耳。储、王诸人学苏、李、《十九首》，亦学彭泽，彼皆有意为诗。有意学古诗者，名士之根尚在，诗人之意未忘。若彭泽悠然有会，率尔成篇，取适己怀而已，何尝以古诗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学之，以吾诗某篇必可传而勤勤焉为之？名士与诗人，两不入其胸中，其视人之爱憎，与身后所传之久暂，如吹剑首，一吷而已。彭泽作〈五柳先生传〉云：「尝着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，忘怀得失。」其戒子书云：「少来好书，偶爱闲静，开卷有得，欣然忘食。见树木交荫，时鸟变声，亦复欢尔有喜。」味「自娱」二字，便见彭泽平日读书作诗文本领，绝无名根。而所云「开卷有得」，所得何事？岂从字句间矜创获者哉！且以区区树荫鸟声，遂与开卷同一冥会，则其开卷时已置身空明之内，耳目间别有见闻，其视「树木交荫」皆自然之文章，而「时鸟变声」皆自然之丝竹也。所谓「悠然见南山」，岂虚语哉！大抵彭泽乃见道者，其诗则无意于传而自然不朽者。嗟夫﹗古今诗文人不知凡几，而传者百无一二，岂非有意于传者之过哉！
钟嵘云：「陶彭泽出自应璩。」陋哉斯言！使彭泽果出自应璩，岂复有好彭泽哉？余谓彭泽序〈桃源诗〉：「不知有汉，何论魏、晋。」此即陶诗自评也。后人必拟何者为汉诗，何者为魏、晋诗，字句摹仿，仅得古人皮毛耳。此无他，名心为之累也。大率世俗作诗有二病：一患不知好名，率意应酬，饾饤茍且而已；一患好古而名心太急，沿饰浮华，脍炙一时而已。必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具千古之识，乃能取千古之名。然总非所语于陶公。何也？彼不见有古今，不过孤行一意，以取名耳；陶公不知有古今，自适己意而已，此所以不朽也。
《南史》称谢灵运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