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如有神”，可知学力厚者所感亦深，所包亦富。但如王壬秋教人学诗，纯用模仿，如明七子拟古，章句不变，但换字法，自是不可为训耳。《易》云：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诚之不足，则言下无物，近于无病呻吟，当然不可。乃至音节韵律，亦须是学。唐人音节极佳，宋人则虽东坡、荆公、山谷、后山诸贤，诗非不佳，而音节则均逊于唐矣。
作诗亦须自有悟处。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。论者言颜诗如“错彩镂金”，谢诗如“初日芙蓉”。谢之视颜，自是较近自然，然犹有故意为之之处。陶则本地风光，略无出位之思，不事雕馈而自然精炼。似此境界，却不易到。东坡和陶尽多，无一首相似。如《和饮酒》云：“三杯洗战国，一斗销强秦”则剑拔弩张矣。王摩诘诗自有境界，如《终南别业》“中岁颇好道”一首，大似陶诗。《辛夷坞》“木末芙蓉花”一首，亦是眼前景物，信手拈来。
作诗贵有比兴之旨，言在此而意在彼，方能耐人寻味。唐诗云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者，无人相送，不胜寂寞之感也。“轻烟散入五侯家”、“帘外春寒赐锦袍”者，君恩只及贵幸也。“乐游原上望昭陵”者，虽以罪言去官，而眷眷不忘故主之恩溢于言表。昭陵，太宗之陵也。“众鸟高飞尽”，以比利禄之徒；“孤云独去闲”以自况也。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言山色之外，不堪举目也。或问黄仲则“十有九人堪白眼”之句，笑曰：何笨重乃尔，了无余味矣。
诗贵含蓄，忌刻露，意在可见不可见之间者为佳。李太白“众鸟高飞尽”以喻利禄之徒，“孤云独去闲”用以自况，两句尽好。“相看两不厌”两句便失之刻露。宋诗刻露益甚。《三百篇》亦有刻露之作，如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仕”、“投畀有北，有北不受“等。然亦有须各人自己理会者，“萚兮萚兮，风其吹汝”，《诗集传》以为淫女之辞。以予观之，此诗意味深厚，类似《风雨》《鸡鸣》之章，当是贤人处乱世，以危苦之词互相警惕而作。
今人以感情归之文学，以理智属之哲学，以为知冷情热，歧而二之，适成冰炭。不知文章之事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忧乐相生，有以节之，故不过；发而皆中节，故不失为温柔敦厚。看古人诗总多温润。如云：“虽无旨酒，式吟庶几；虽无佳肴，式食庶几。”情意何等恳挚，读之者深味而有得焉，乃能兴于诗。移刻薄为敦厚，转粗犷为温润，乃能“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亦即变化气质之功。昧者反是，但以增其回邪耳。
胡元瑞《诗薮》以汉乐府桓帝初童谣“小麦青青大麦枯”与少陵《大麦行》“大麦干枯小麦黄”比较言之，以为即此便是汉唐音节之别。前者用虞韵，便有含蓄；后者用阳韵，便觉高亢。吾尝有取于其说。以诗而论，少陵亦更进一步，故弥觉发扬踔厉也。大抵唐诗高亢响亮，晚唐便哀蹙。义山诗虽工，音节已哀。李后主词未尝不妙，而纯是亡国之音。北宋词亦多哀音。山谷、后山诗自工稳，音节终不及唐。推而上之，正风、正雅音节舒畅，变风、变雅便见急促。惟文亦然，六朝徐、庾骈体，句句工整，而靡弱已甚，此亦有不可强者。故闻铃铎而辨治乱，听鸟鸣而知安危。有时下笔成诗，押一韵脚，往往出于自然，非由安排也。
《选》体诗当熟读。宋人荆公、山谷不可略，然不读《景德传灯录》，亦不能读山谷诗也。
古来诗选尽有佳者，《文选》尚矣。《唐文粹》著录亦精，而不及律师是其阙略。
诗人胸襟洒脱，如陶公者，略无尘俗气，出语皆近自然。谢灵运华妙之中犹存雕琢，视陶自是稍逊。太白天才极高，古风至少三分之二皆好，然学力不到。老杜则深厚恳恻，包罗万象。退之于诗非不用力，子厚诗极幽秀，过于其文，顾皆未能免俗。荆公才高，亦有率易之作。山谷理境自佳，颇喜逞才。至其称东坡《卜算子》“缺月挂疏桐”一首为“不食人间火语”，允为知言。东坡此词，几于全首集句，然固过于其诗，以襟怀之超旷也。总之，李杜文章，光焰万丈，但使文字不灭，精气亦长存人间。读者有以得其用心，斯与古人把手同行，无间今昔。
排律之工，老杜古今独步，篇篇俱佳。非特百韵长篇，即二三十韵，亦复沉雄细密，极开阖动荡之致。后人如李义山学杜律极工，而排律终不能及。宋人虽荆公、山谷亦然，东坡更逊一筹矣。清人朱竹鬯有《风怀》一首，三百年来可称压卷。但其事无足存，以视老杜之题目正大，魄力沉雄，去之远矣！谢无量先生宣统间有排律一首八十韵，纪归蜀事，甚好。吾亦曾报以长篇。吾诗所以不及杜者，一则才力未逮，二则末法时代，亦无许多大题目也。
晋宋诗人只陶、谢时有玄旨。谢诗虽写山水，着玄言一两句，便自超旷。唐人王摩诘最善用禅，故自高妙。宋人诗用禅理者，山谷、荆公、后山、东坡皆能之。山谷才大，当推第一，荆公次之，东坡于禅未深，在四人中为最下。山谷诗如：“凌云一笑见桃花，三十年来始到家，从此春风春雨后，乱随流水到天涯。”喻悟道之后，更无远近方所，无入而不自得也。时山谷方在戎州，即今之叙府，盖亦兼寓身世之感。荆公拜相诗云：“霜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