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理，如此乃为知言。
诗亦人人性分中所有，唯须学而后成。“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”，“博依”即比兴之旨。诗贵神解，亦非自悟不可。五言先从《选》体入，以治经之余力为之，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。
严沧浪以禅喻诗，独尚神韵，譬之羚羊挂角，香象渡河。
诗能感发情性，植养伦理。
夫诗，不以辞害志。
洪巢林先生来书有：“日日忧旱，得雨而喜”语，因云：此是诗人本怀，固知忧喜雨旸本非二物，此余所谓诗以感为体也。人心有私系则失于感通，若虚中廓然，何所不格，雨旸寒暑即是变化云为，在《易》谓之贞，在禅谓之普。故曰“天下何思何虑”，言无私也。异由计起，涂虑万殊；贞乃本然，归致冥一。能会此，则即诗见道，体物不遗，然后物我顿忘，言象可泯，何事区区与古人较短长乎。
扬子云谓：读赋千篇，自然能赋。杜子美谓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。此皆甘苦自得之言。要之，诗之外必有事焉，而能一切发于诗，诗始可传。吾有旧句云：“自古言皆寄，从心法始生。”悟此，则学诗与学道一矣。
古人说诗，各有其得力处。温柔敦厚之旨，当反之自心，看能体会到甚处。若有一毫刚忿，则遇物扞格，去诗教远矣。
凡说诗，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，足可忘疾。
欲明诗之正、变，须略明依、正二报之义。“正”是能依为身，“依”是所依为土。身业之染静，即为报土之胜劣。诗人之美刺，依于国政之得失以著其法戒。“正”为有道而兴，即报土之胜也。“变”因失道而作，即报土之劣也。《诗谱序》所谓“凶吉之所由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”者，是诗之功用在美教化、移风俗，是教人修其正报也。世有治乱，诗有正变，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。故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”也。
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诗教亦是开权显实，若是灵利汉，举起便悟，不为分外。不可以谛言语目之。
胸中着得几首好诗，亦可拔除俗病。
诗人闻道者固不多。就诗而论，一代不过数人，一人不过数篇而已。亦非是教人不学诗，但古之为诗其义大，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。
或问王辅嗣《易》以何为体，答曰“以感为体”。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，感者，《易》之用耳。以感为体者，其惟诗乎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志即感也。感之浅者其言粗近，感之深者其言精至。情感所发为好恶，好恶得其正，即礼义也。故曰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，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”，此孔子说《诗》之言也。诗教本仁，故主于温柔敦厚。仁，人心也。仁为心之全德，礼乐为心之合德，礼乐由人心生，是以《诗》之义通于礼乐。程子曰：“穷神知化，由通于礼乐。”故《易》为礼乐之源，而《诗》则礼乐之流，是以《诗》之义通于《易》。政事之得失寓焉，是以通于《书》。民志之向背见焉，是以通于《春秋》。六艺之旨，《诗》实核之，诗教之义大矣哉！《三百篇》以降，代有作者。后之选者识不及此，各以己见为去取，或求备乎体制，或取盈寓篇章，博而寡要，于义无当也。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、评诗诸作，博观而约取，删繁而撷要。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，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，其义则风雅正变，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，国政之所由，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。好恶不失其正者，大抵一代不过数人，一人不过数篇。体不求备，惟其人，所以昭其志也；断代著录，所以著其事也。详其来历，通其旨意，以便教学。善读者潜心以求之，庶几继轨《三百篇》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。以是为教，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。
《诗大序》及郑康成《诗谱序》两文，说诗之义尽之矣。
音律亦须学，多读自然见得。至于白话之漫无音节者，则终不能成立。西洋诗亦有抑扬高下音韵，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，亦岂漫无准则耶？
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，恐学人难会此旨，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？诗通于政事，故可统《书》；以声教感人，故可统《乐》；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，故可统《礼》；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”，诗之效也，故可统《易》。子夏《诗序》：“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《诗》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依风俗。”太史公《自序》：“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明人事之记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”“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”二说不别，故可统《春秋》。“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，则知《春秋》之用即《诗》之用，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。如是广说，不可终穷。比及证悟，则皆剩语也。”
昔人评钟元常书，谓其“沉着痛快”。推而言之，作诗亦须沉着痛快，说话作事亦须沉着痛快。忠信笃敬，谈何容易。笃实便是沉着，反之则是不诚。
先儒谓《乐》亡而后乐教皆寓于诗。古人之诗皆可歌咏，被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