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，席有孔门珍。”赠闽臬云：“爰书常视砥，吏道流泾”，又云：“动人风自善，润物雨皆灵。”赠再任巡抚者云：“门开千里戟，屏设两州图。”赠蜀令云：“北过巴字水，南渡石门关。”送兵曹为关使云：“人间称二绝，兵食计兼资。”送岭南县令云：“人常值宿，骆将每排衙”，又云：“洒人长乐雨，扇物未央风。”赠某学使云：“家藏太史传，人擅子才。”赠湖广学使云：“兰荪楚人咏，珠玉使君心。”送县令云：“大河九里润，乔岳万重阴。”送浦城赵令云：“江花重入梦，赵璧自连城。”赠久客者云：“星河移旧影，砧杵动新愁。”赠将乐令云“闻道龙川险，今来似掌平。水犹知政善，山亦见人情。”余四十年三作燕山游客，前两度代笔诗，啖烟拭砚随尽。此乃同寓友人为壅溉计，拾作一编，索命之名。余愧谢曰：“朝饥方剧，何暇择言，自可谓之《乞食草》耳。”今看此中语句，何独弘、嘉，即李颀、严维之应酬诗，去人不远。而“星河移旧影，砧杵动新愁”，极似由中之语，今不知赠者何人，何以是我诗也？馀可知矣。凡赠契友佳作，移之交，即应酬诗。
余自代笔，而识四大家受病之故焉。彼之仕途泛交，与余不识面之贵人何异？彼遇欢戚会别等事，不论有暇无暇，须与之一诗，与余之旅涂困顿，茫无情绪是，忽然索诗何异？彼之无情而强为之辞，又欲似盛唐，不得不依样造句，与余之昧心蒙面，诡遇他人何异？彼自谓铿锵绚丽，宛然唐人，与余所举《乞食草》中之无意思，郛壳烂恶，陈久馁败之语何异？所不同者，余以秋根自命，彼以盛唐大家自许耳。然余乞食诗，实得少时十年沈浸粪沟之力。
锺、谭派于世无用，一蹶不振，二李法门，实为不祧之祖。何也？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，人肯用心。唐之功名富贵在诗，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变。一不自做，蹈袭前人，如今日之抄旧时文，便为士林中滞货故也。明之功名富贵在时文，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，诗其暮气为之耳。此间有二种人：一则得意者，不免应酬，二李之体，易成而悦目；一则失志者，不免代笔，亦惟二李相宜故也。古人非执友、非诗人不赠以诗，故交游间诗，亦得有意有情。今世以诗作天青官绿，尚书台鼎套礼之副，定不免用二李套句。然当如服牛乘马，鸡司晨，狗守户而已。其不可谓之诗，譬犹牛马鸡狗之身，不可以为己身也。盖泛交本自无情，岂能作有情之语？而又用处甚多。今日仕途，用其有词无意之诗，可以应用而不穷，且写在白绫金扇上，亦能炫俗眼。但不可留稿，人若看至五六首，必呕哕也。然当用“卧病山中生桂树”，不可用“大漠清秋迷陇树”。
今人作应酬诗者，不必责以王右丞之《送杨少府》、杜少陵之《和裴迪》，只作中唐人刘长卿之《送陆澧》，李益之《送贾校书》几首，请拜以为五十六字之师。
●卷五
问曰：“朝贵俱尚宋诗，先生宜少贬高论。”答曰：“厌常喜新，举业则可，非诗所宜。诗以《风》、《雅》为远祖，唐人为父母，优柔敦厚，乃家法祖训。宋诗多率直，违於前人，何以宗之？作宋诗城胜於瞎盛唐，而七八十岁老人改步趋时，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复社作名士？且人之出笔，定是宋诗，余深恨之，而犯者十九，何须学耶？”
韦仲将发蔡中郎冢，乃得用笔之不。常熟老人传笔法於张旭，旭传於颜鲁公，鲁公传於怀素，书家固有授受秘意。太白以诗法授韦渠牟，则诗家亦有之矣。晚唐人犹有司空图，至宋初不及百年，而风气大异，岂非五代兵革时失其授受乎？许浑作实语死句，唐人即痛斥之，诗眼犹在也。宋诗十之九落实语死句，无一觉者，诗眼已亡也。明不以诗取士，宜乎不工。宋诗乃举业，而亦不同於唐，杜撰故也。
唐人诗被宋人说坏，被明人学坏，不知比兴而说诗，开口便错。义山《骄儿》诗，令其莫学父，而于西北立功封侯，兴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。葛常之谓“其时兵连祸结，以日为岁，而望三四岁儿，立功于二十年後，为俟河之清。”误以为赋，故作寐语。
唐人工于诗而诗话少，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，所说常在字句间。
诗于唐人无所悟入，终落死句。严沧浪谓“诗贵妙语”，此言是也。然彼不知兴比，教人何从悟入？实无见于唐人，作玄妙恍惚语，说诗、说禅、说教，俱无本据。
比兴非小事也。宋诗偶有得者，即近唐人。韩魏公罢相判北京，作《园中》诗云：“风定绕枝蝴蝶闹，雨馀荒圃桔槔。”明道《春游》诗云：“未须愁日暮，天际是轻阴。”皆用比义以说朝事。子瞻拟陶云：“前山正可数，後骑且勿驱。”兼用比兴以道己意，即迥然异于宋诗。
葛常之谓“兴近于讪，今人不敢作”。诗不优柔，乃堕於讪，何关兴事？吾不知宋人以何者为兴？“打起黄莺儿”，“忽见陌头杨柳色”，未见其讪也。
陈无己云：“春风永巷闭娉婷，长使青楼浪得名。不惜卷帘通一顾，怕君著眼未分明。”杭妓胡楚曰：“不见当年丁令威，看来处处是相思。若将此恨同芳草，却恐青青有尽时。”一比一兴，却自深婉，不类宋诗。
赋义极易而极难。如君实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