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。如元次山《舂陵行》、孟东野《游子吟》等，直是《六经》鼓吹，理岂可废乎？其无理而妙者，如‘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’，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。”乔谓唐诗有理，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；唐诗有词，而非宋人诗话所调词。大抵赋须近理，比即不然，兴更不然，“靡有孑遗”，“有北不受”可见。又如张籍辞李司空辟诗，考亭嫌其“感君缠绵意，系在红罗襦”。若无此一折，即浅直无情，是为以理碍诗之妙者也。
问曰：“言情叙景若何？”答曰：“诗以道性情，无所谓景也。《三百篇》中之兴‘关关雎鸠’等，有似乎景，後人因以成烟月露之词，景遂与情并言，而兴义以微。然唐诗犹自有兴，宋诗鲜焉。明之瞎盛唐，景尚不成，何况于兴？”
古诗多言情，後世之诗多言景，如《十九首》中之“孟冬寒气至”，建安中之子建《赠丁仪》“初秋凉气发”者无几。日盛一日，梁、陈大盛，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话之说，绝无关于性情，画也，非诗也。夫诗以情为主，景为宾。景物无自生，惟情所化。情哀则景哀，情乐则景乐。唐诗能融景入情，寄情于景。如子美之“近泪无乾土，低空有断”，沈下贤之“梨花寒食夜，深闭翠微宫”，严维之“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”，祖咏之“迟日园林好，清明烟火新”，景中哀乐之情宛然，唐人胜场也。弘、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，本自无意，不能融景；况其叙景，惟欲阔大高远，于情全不相关，如寒夜以板为被，赤身而挂铁甲。
景同而语异，情亦因之而殊。宋之问《大庾岭》云：“明朝望乡处，应见岭头梅。”贾岛云：“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景意本同，而宋觉优游，词为之也。然岛句比之问反为醒目，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。
问曰：“诗文之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意岂有二？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，是以诗文体裁有异耳。文之词达，诗之词婉。书以道政事，故宜词达；诗以道性情，故宜词婉。意喻之米，饭与酒所同出。文喻之炊而为饭，诗喻之酿而为酒。文之措词必副乎意，犹饭之不变米形，啖之则饱也。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，犹酒之变尽米形，饮之则醉也。文为人事之实用，诏敕、书疏、案牍、记载、辩解，皆实用也。实则安可措词不达，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，不可矫揉而为糟也。诗为人事之虚用，永言、播乐，皆虚用也。赋而为《清庙》、《执竞》称先生之功德，奏之于庙则为《颂》；赋而为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称先生之功德，奏之于朝则为《雅》。二者必有光美之词，与文之摭拾者不同也。赋而为《桑柔》、《瞻》刺时王之秕政，亦必有哀恻隐讳之词，与文之直陈者不同也。以其为歌为奏，自不当与文同故也。赋为直陈，犹不与文同，况比兴乎？诗若直陈，《凯风》、《小弁》大诟父母矣。”
李、杜之文，终是诗人之文，非文人之文。欧、苏之诗，终是文人之诗，非诗人之诗。
人有不可已之情，而不可直陈于笔舌，又不能已于言，感物而动则为兴，物而陈则为比。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。所以读其诗者，亦如饮酒之後，忧者以乐，庄者以狂，不知其然而然。
诗不越乎哀乐，境顺则情乐，境逆则情哀。《明良之歌》，顺而乐也，《或朴》、《旱麓》其类也。《五子之歌》，逆而哀也，《民劳》、《南山》其类也。後世不关哀乐之诗，是为异物。
余与友人说诗曰：“古人有通篇言情者，无通篇叙景者，情为主，景为宾也。情为境遇，景则景物也。”又曰：“七律大抵两联言情，两联叙景，是为死法。盖景多则浮泛，情多则虚薄也。然顺逆在境，哀乐在心，能寄情于景，融景入情，无施不可，是为活法。”又曰：“首联言情，无景则寂寥矣，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。首联叙景，则情未有著落，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，所谓开承也。此下须转情而景，景而情，或推开，或深入，或引古，或邀宾，须与次联不同收，或收第三联，或收至首联，看意之所在而收之，又有推开暗结者。轻重虚实，浓淡深浅，一篇中参差用之，偏枯即不佳。”又曰：“意为情景之本，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，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，意乃得见。”又曰：“子美诗云：‘晚节渐于诗律细。’律为音律，拗可诗不必学。”
问曰：“何为性情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以‘思无邪’蔽《三百篇》，性情之谓也。《国风》好色，《小雅》怨诽；发乎情也。不淫不乱，止乎礼义，性也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亦言此也。此意晋、魏不失，梁陈尽矣。陈拾遗挽之使正，以後淫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。杜诗所以独高者，以不违无邪之训耳。”
问曰：“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，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？”谢曰：“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，将至四十，始见唐诗比兴之义；又二十年，方知汉、魏、晋、宋之高妙，而精气销亡，不能构思矣。人之目见者易远，足践者必近，勿相困也。”
问曰：“唐诗六义如何？”答曰：“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别，比、兴、赋杂出乎其中。後世宗庙之乐章，古之《颂》也。三代之祖先，实有圣德，故不愧乎称扬。汉已後之祖先，知为何人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