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“宋以山谷为杜之宗子，号曰江西诗派。严羽辟之，专宗盛唐。然今以平熟肤袭为盛唐，又何取乎”。“一句之致易晓，通章之致难论。诗未尝不可析理，析理之诗，非诗之胜境也”。以上七则，皆极中末世诗家之病。然亦有而未醇处，如以中边论诗，和声合拍为边，蕴藉造意为中，必为中边皆甜之蜜而後可。夫中边皆甜，禅语也。禅味之宜甜不宜甜，吾不得而知，若诗味则恶甜而喜苦。密之云：“俗之为病，至难免矣”。甜不入於俗乎？又谓“太白得古诗之奇放，专效之者，久则索然”。不知太白七古、乐府，时入奇放，若五古则一代雅音，几复汉、魏，後人万不可以不学，即专学之亦无害也。可以“奇放”概之乎？此等於诗家关键，犹未尽开通也。
密之之後能以简胜者，近又有仁和宋大樽《茗香诗论》，其论尤为精澈不刊。如谓“漱六艺之芳润，非本也；约《六经》之旨，乃为本。若不本之《六经》，虽复‘熟精《文选》理’，有是非颇谬者矣。虽然，杨子非圣哲之书不好，何为乎《剧秦美新》？盖本之中又有本焉”。“诗以寄兴也。有意为诗，复有意为他人之诗，修辞不立其诚，盖竞利而非诗赋之正也”。“严君平依蓍龟为言，与人子言依於孝，与人臣言依於臣。然则诗之益人，何间於穷达哉？知此庶乎其道尊”。“近体有止境，古体无止境，君子之於学也，为其难者”。“游山水无本，虽横山范水，道不存焉。谢康乐袭晋封爵，宋代复仕，不免见法，与陶并称，幸矣”。“《雅》之变，有悯时疾俗者。然既出於是非之公，又其忠厚恻怛，虽蒙其讪讥者，犹感激焉。不则失所养，亦丧诗品，其婴累悔生，抑後矣”。“齐、梁、陈、隋诗格之降而愈下也，由於诗人多仕二姓者，廉耻道丧久矣。若简文宫体，後主男女唱和，炀帝江都宫掖诸作，好色而淫，则无廉耻。无廉耻，安得有气节哉！诵其诗不知其人，斤斤焉斥其诗格之卑，何异向名倡而责之曰：‘曷不缀道论以自娱乎？’”以上七则，皆正色昌言，根极道要。近之诗人，争名好奇，胸次未尝有此，鄙之为头巾气。仆之性，固不以彼易此。且风化如水，易下难挽，士君子无论升沈，皆有世道之责，必扬其波而助之东乎！
茗香谓“孔氏之门如用诗，则汉之古歌辞升堂，《十九首》入室，廊庑之间从陶、杜”。此说较之“公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阳、潘、陆可坐于廊庑之间”自胜矣，然亦未尽允也。三代以後诗，或一代，或一集，全无入《三百篇》之室者，以圣贤相传“诗言志”、“思无邪”之旨，或不得之，或得之而未醇也，然其中可择而取焉。汉之乐府古歌辞及《十九首》，气体古质淡泊，皆与《三百篇》为近，则皆升堂者，不能调《十九首》独入室也。陶之高逸，杜之沈厚，气体虽不尽与汉同，亦皆升堂者也。使陶、杜犹坐廊庑，则王、孟、韩、白等将安置乎？然汉之乐府古歌辞、《十九首》与陶、杜集，其中有精而又精者，实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，是又时入《三百篇》之室者也。茗香高视《十九首》而卑乐府，高视汉而卑陶、杜，此第以气体论诗，非知诗之本教者。
茗香又谓“汉诗之於《二南》，犹春秋时之鲁；魏诗犹齐；陶诗犹汉之文帝，虽不用成周礼乐，犹时时有其遗意”。亦不然。汉诗比《国风》，时或相似，然扬厉处多，以为似春秋时之鲁，则太弱矣。魏世高手如仲宣、公等，皆不足於古澹，去汉已远，去周更远，何能似春秋时之齐也？若子建直逼汉诗，陶公亦《三百》之苗裔，予故曰升堂也。今概言魏不及汉，已不足服子建之心，谓陶更降於魏，岂通论乎？大抵论诗有三要：一曰心术，二曰气体，三曰时运。心术无古今，而气体不能无古今，则时运为之，不可贬也。或曰：气体可不讲乎？曰：否。如晋之潘、陆以逮梁、陈之徐、庾，唐之沈、宋以逮晚唐之温、李，宋之苏、黄以逮南宋之四灵，逞妍斗博，尚气弄巧，皆不能不为诗累，虽一时称巨手，然皆今人之诗也。气体乌可忽哉？虽然，气体当为今之古，不必为古之古。为古之古，则仿效形迹而为古之皮毛；为今之古，则独灵源而为古之苗裔。曹、陶气体，虽逊《三百》，然足为今之古。为今之古，则为时运转而不为时运累，即可许其复古。昔孟子挺亚圣之才，其文不能脱战国风气，而究非《战国策》也，能谓其文与孔子异乎？故作文以心术为主，气体为辅；论文则心术、气体、时运三者兼焉。近人论诗，不知心术、气体，固属卑下，茗香不审时运，而徒以气体分升降，亦非通达而无滞者也。
宋景濂《答章秀才书》，於诗人源流甚详，而词多不精。如谓“陆士衡兄弟仿子建，颜延之祖士衡，陶元亮出於太冲、景阳，卢之、王子安欲跨三谢，韦苏州祖袭灵运，钱、郎远师沈、宋，韩昌黎初效建安，张文昌过于浮丽，刘梦得步骤少陵，孟东野阴祖沈、谢”。殆皆仿锺嵘而失之者。词多故不及辨。其所论诗人，各集具在，亦不必辨也。要之景濂长於文而不长于诗，故致此蔽耳。然明初高漫士廷礼著《唐诗品汇序》，彼固列於闽中五诗人者也。於沈、宋第曰“新声”，於王右丞第曰“精致”，於韩昌黎第曰“博大”，於李义山第曰“隐僻”，於许丁卯第曰“偶对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