止於六朝哉？
范氏温曰：“老杜诗，凡一篇皆工拙相半，古人文章类如此。使其皆工，则峭急无古气，如李贺之流是也。”又曰：“齐、梁诸诗人，以至刘梦得、温飞卿辈，往往以绮丽风花伤其正气，由於理不胜而词有馀也。杜公虽涉於风花点染，然穷理尽性，巧移造化矣。”按王敬美云：“杜诗有深句，有雄句，有老句，有秀句，有丽句，有险句，有拙句，有累句，拙累不能为掩瑕也。抑知拙累正所以为古气哉？”陈後山云：“诗欲其好，则不能好。王介甫以工，苏子瞻以新，黄鲁直以奇，而杜子美之诗，工、易、新、奇、常，莫不好也。”观此，乃知诗不嫌拙。昔赵秋谷议渔洋、竹之诗曰：“朱贪多，王爱好”。爱好则与“拙”字相反，故为渔洋诗病。范氏之言信当矣。然予考王琪曰：“子美诗有近质者，如‘麻鞋见天子’，‘垢腻脚不蔑’之类，所谓转石於千仞之山，势也。学者效之过甚，岂远大者难窥乎？”屠氏隆亦曰：“人谓少陵最可喜处，不避粗硬，不讳朴野。予谓老杜大家，言其兼雅俗文质，无所不有，是矣。乃其所以擅场当时，称雄百代者，则多得之悲壮瑰丽，沈郁顿挫。至其不避粗硬，不讳朴野，固云无所不有，亦其资性则然，擅场正不在此。”此二则最平正无流弊。盖“拙”字不可故避，致来“爱好”之讥；亦不可目为擅场，但装拗语硬语，自许浣花衣钵，实堕小径旁门，如王元美所谓“不画人物而画鬼魅”，柴虎臣所谓“献吉摹仿杜诗，多任心率笔，拙而无味，俗而伤雅”者也。范氏能知杜诗工拙相半，固为有见。但李贺、温岐，刻划害理，其病正坐一巧。梦得优游，差胜两家。范氏并贬之，似太过。至谓“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”，亦不尽然。杜有全首拙者，七言绝最多；全首工者，七言绝亦有之。他诗愈多。其工拙杂糅之作，诚难更仆数，终不得谓其篇篇皆如此耳。
江氏盈科曰：“子美作诗之时，即有意於传世。其诗曰：‘为人兴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’”按诗之为道，非惊人事也。必以惊人为事，李贺之奇，卢仝之僻，将为正宗，而温柔敦厚之教晦矣。且传与不传，非己之分内事。方作诗时，即有意於传世，是诗为务外徇名之物，非言志之用也。世教陵夷，学校浮薄之子，钻研吟咏，无非为惊人传世之资，好名弃实，凿情害理，诗未传而心术学术已不可问。然则杜公有此二语，何也？曰：杜公自逊其初年学述之未成耳。言“兴僻”则非中正之道甚明，故紧接二语曰：“老去诗篇浑漫与，春来花鸟莫深愁”。则知老而学力大醇，不复有此偏僻之兴，所以春来花鸟，无事雕肝钅术肾之深愁，而物情自然由中也。若以“老去漫兴”者为不精，则其结句云：“安得诗如陶谢手，令渠述作与同游”，语意已不实注。何者？谢公险句固多，要以天然为拔萃，“池塘生春草”，“明月照积雪”，人人脍炙，杜岂不知。陶公一生，本天为诗，曷尝有惊人之意挂其胸次哉？杜公他日又云：“晚节渐於诗律细。”“细”与“漫与”是二是一，“漫与”乃所以为“细”也。必求惊人者，粗中之徒，任气陵蔑焉耳。杜公殆故抑其少作，而发此微言，以教人欤？程氏曰：“杜诗如董仲舒策，句句典雅，堪作题目。馀人诗非不佳，可命题者终少。好诗与好句，政自不同。”程氏此论极有味。人能知好诗与好句之优劣，则知惊人之句，必非典雅之诗，看董子三策，浑灏优游，殊不存一惊人之志也。黄山谷亦云：“文章好奇，自是一病，须以理为主，理得而辞顺，文章自然出群。观子美到夔州後诗，退之自潮州还朝後文，皆不烦绳削而自合。”朱子谓“杜诗晚年横逸不可当”。夫“横逸不可当”者，风动雷行，神工鬼斧，即山谷所谓“不烦绳削而自合者”也。世人不玩朱子“横逸不可当”之意，而耳食朱子夔州以後自出规模之说，便疑其老而漫与，率笔颓唐，无关佳处。试问夔州以後诗，如《谒先主庙》、《古柏行》、《诸将》、《秋兴》、《咏怀古迹》作，煌煌名篇，可置之耶？总之，杜公早年晚年，皆有极意研练之诗，亦皆有兴到疾挥之诗。谢无逸所谓“老杜有自然不做语到极至处者，有雕琢语到极至处者”。黄氏生论亦如此，予极韪之。若论其大概，则山谷晚年“不烦绳削”之言，实不谬。故唐子西谓“子美到夔州以後诗，简易纯熟，无斧凿痕，信如弹丸”。而杜公亦自以老去之漫与，为欲追陶、谢也。世人不知诗家真境，转取吕氏本中惊人即警策之说，谓“文章无警策，不能悚动世人，不足传世”。岂知悚动世人，乃诗之外心哉？吕氏又云：“晋、宋间人，专力於此，故失於绮靡，而无高古气味。”是亦自知前语之有流弊矣。仆平日论诗，窃取杜公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、“下笔如有神”二语，分观今古，不拘一格，而以“下笔有神”者为极致。又恐“意匠经营”与惊人奇句，相似而不同之处，学者不能深辨，往往迷误终身，识流於怪僻，志失於务外，所害不细，故录江氏盈科语一则，而详言以折之，不惮其琐琐也。若观者仍有驳难，是必不读魏、晋以上之诗耳。李于鳞所谓“求工於字句，心劳而日拙”者，其此辈耶？山谷《大雅堂记》曰：“子美以来，四百馀年，未有升子美之堂者。子美妙处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