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史》则贬之曰“性褊躁傲诞”，此亦未免已甚也。史称公与武世旧，而武又少於公十四岁，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，公亲见武之成立，故《八哀》诗云：“昔在童子日，已闻老成名。”明友其父也。唐人朋友呼名，如李诗称杜甫，杜诗称李白，不足为异。其直呼挺之，用此礼也。特施之死後，而对子名父，为不宜耳。然玩其语意，实是追念故交，且爱武之极，乃有此惊喜过望之词。以沈醉不检，故脱口触讳，本非不足於武，何“褊躁傲诞”之有！是以武虽卞急，亦能略其形迹，谅其心曲，而不以为畔，且待之加厚也。今以醉中一言之疵，遽概之曰“褊躁傲诞”，其性实然。然则杜诗中所以爱美严公不一而足者，皆将侪於虚言而不足信，而公之醒时，转为谀佞诈伪之流，非第“褊躁傲诞”之过而已也。岂知杜公者哉！至其在武幕中之诗，曰“强移栖息一枝安”，曰“蹉跎效小忠”，曰“白头趋幕府，深觉负平生”，方若有不屑俯就之意，未尝以为恩也，何“恃恩放恣”之有？吾叹作《旧史》者之视富贵人太重，而礼公太轻也。然即其不屑相就者，亦自嗟时命之乖，不能展其康济之志耳，非有憾於武也。以欲大庇天下之人，而老作诸侯之客，谓称其本怀感恩报不可，谓形诸嗟咏，即同怨望，亦不可。惟登床一语，不能谓非无心之小失；而要不当如史臣科断云云也。若常明黄氏，直以公之醉语，为疾恶刚肠，为孩弄严武，为不畏强御。此又於君子之过，从而为之辞者，鄙意殊不谓然。武本非恶人，公亦未尝疾武，疾武亦不应醉中名武之父，以此为豪视八极，士之礻是身接物，将何所不至也！故《新旧史书》论公已甚之处，断不敢从，而黄氏之说，予不敢不辨之，以明学者世间之常法焉。
王氏应麟曰：“鲜于京兆，仲通也；张太常、博士，均、也。所美非美。然昌黎之於于ν、李实类此。杜、韩晚节所守，如孤松劲柏，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。”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，不尽行其平素鲠之谊，盖唐人风气使然，亦不独於鲜于京兆、张博士也。《投歌舒仆射》诗云：“君王自神武，驾驭必英雄。开府当朝杰，论兵迈古风。”而《潼南吏》则云：“哀哉潼关卒，百万化为鱼。请嘱防关将，慎勿学歌舒。”何其前後违戾如此？此皆古人躁率失检处，而置之集中，不肯删其少作，又见古人朴实，不讳过也。然於翰等，犹可解曰：前时败阙未见，自不应逆探其恶而斥之。若王维、郑虔，大节已玷，犹从而美之曰：“一病缘明主，三年独此心”；“反覆归圣朝，点染无涤荡”，何其深加惋惜乃尔！至称维曰天下高人，称虔曰天然生知，此真不能为少陵解矣。予尝反覆推求其故，以少陵植志立身，忠爱贞洁，岂於此大节而反忘之？只缘於朋友一伦，长厚太过，有悱恻缠绵之仁，而无刚健断决之义。见维之取痢称、作诗志痛也，则以为心尚可原；见虔之潜以密章达於灵武也，则以为未忘反正；而不知寺中之伪署，市令之求摄，皆法之所不得宥，而义之所必当绝也。故太白之可谅，在於辞官而逃；维与虔之难逭，在於已汙伪命。少陵混视为一，虽无损於己之节目，然已增後学之疑矣。昔王伯安素善刘养正，养正从逆，伯安逼令引决。其母丧暴露，伯安使人葬之，且祭以文云：“君臣之义，不得私於其身；朋友之情，尚可施於其母。”有儒生驰书辨论，君臣朋友，本无二理，伯安愧屈。夫维与虔之罪，即不至如养正之甚，而岂得谓其清白无玷，仍以朋友之礼待之，且为之嗟慕不置哉？然则少陵投献应酬之作之不能抗直者，转为唐人之常事，文字之未节，而不必申驳矣。然少陵之美王维也，顾氏炎武讥之。而王伯厚之讥郑虔失节也，何氏焯则驳之曰：“名士如珠玉犀象，虽无用而不可少”。至顾氏宸且文之曰：“供奉之从永王，司户之仕禄山，皆文人败名事，使自好者处此，不知作几许云雨反覆！少队当二公贬谪时，深悲极痛，至欲与同生死，古人不以成败论人，不以急难负友，其交谊真可泣鬼神。”此二说乃名教之蠹也。夫所贵乎名士者，贵其识大义耳。使伦常之际，心目不清，则与粪土何异，而曰“珠玉”也？若供奉之辞官辞赏，先事而逃，与郑司户公然并论，此已不考之过。至司户之汙伪命，第目之曰“败名”，何其不知类也！且朋友，以义合者也，友如未汙，则当辨其冤于“伤心”、“严谴”之时，友如已汙，则当绝其交於功罪覈实之日，此非自好也，义也。今也知其汙而不得鸣冤，又痛其穷而为之饮泣，此温良而不断之失也。乃曰“不以成败论人”，交谊始可歌泣，是少陵之偏好，亦皆为天地之常经，岂非疑误後人之极者哉！总之，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，不当为其佞友。少陵只以中允、司户文学绝人，遂成偏好。然文章本非性命，朋友究次君亲，此义偶疏，难为典训。故“食肉不知马肝，未为不知味”。学者不读昌黎《上于襄阳》、《京兆李实》等书，少陵《赠张学士》、《鲜于京兆》、《歌舒仆射》等诗，未为不知韩、杜，而况赠《王中允》、《送郑十八》等作，大有累於义理者哉！剔其繁枝，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。此予之爱杜，而非予之谤杜，深於诗教者必知之耳。
黄氏鹤曰：“公如郴，因至耒阳，访聂令，经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