鲸喷洗钵水，犀触点灯舟。”右李洞句，合赋。
鬼怪门
诗曰：“石脉水流泉滴沙，鬼灯燃点松柏花。”右曹松句，合赋。
诗议 唐 僧皎然
《诗议》一卷，或称《诗义》，唐僧皎然撰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于集部文史类。《新唐书》著录于文史类，称皎然《诗式》五卷，《诗评》三卷，《通志艺文略》亦作三卷。《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》著录于别集类，《宋史艺文志》著录于文史类，均作“《诗评》一卷”。《文镜秘府论》引皎然语颇多，亦云出自“《诗议》”。义、议音同，评、议义近，故《诗义》、《诗议》、《诗评》盖即一书。至于上述各书所载卷数不同，疑今传本已有残缺，非原书全貌。
皎然(生卒年不详，或云七二○—七九八)，字清昼，晚年以字行，简称昼。吴兴(今浙江长兴)人。俗姓谢。五代宋谢灵运之十世孙。与颜真卿、韦应物、李端等同时。据其诗及《唐才子传》，他生活的年代主要在大历(公元七六六年)至贞元(公元八○四年)之间。
《诗议》与《诗式》同出皎然之手，相通之处甚多，两者区别在于《诗议》偏于评论格律，《诗式》偏于提示品式。
《诗议》首论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言诗的起源，其中提到“建安三祖七子，五言始成”，“七言萌于汉代五言之作”，这是很正确的见解。皎然说：“正始何晏、嵇、阮之俦，渐浮侈矣。晋世尤尚绮靡，宋初文格与晋相去更憔悴矣。”在他看来，诗风的演变从魏晋开始，可谓每况愈下，日趋绮弱。在《论境象》中，谈到诗的意境并非虚实难明，不可捉摸，而是可以偶虚，可以偶实，有可睹可闻的一面。
《诗议》在论诗的格式方面，既诠解了极普通的六种对偶方式，即的名对，双拟对，隔句对，联绵对，互成对，类对体(异类对)，又创说了较宽泛的八种对偶方式，即邻近、交络、当句、含境、背体、偏对、假对、双虚实对。皎然的对偶说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修正学说，旨在反对律家的拘泥对偶，所谓“律家之流，拘而多忌，失于自然，吾常所病也”。
《诗议》在《诗有二俗》中，反对诗歌用词鄙俚，一味使用古今相传的陈词旧语，但他也不同意“今人所以不及古者，病于丽词”的片面看法，主张先于意，后于语，即首先在于立意，然后再在造语方面下功夫。皎然提倡自对属对，并不是听任自然，而是追求自然，反对“诗不要苦思”，他说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取境之时，须至难至险，始见奇句，成篇之后，观其风貌，有似等闲，不思而得，此高手也。”此即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意。由此引申，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“但见情性，不睹文字，盖诗道之极也”。总之，皎然的诗论是重意也不轻词，作诗就要抒发真情实意，语贵自然。
论文意
夫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，今可略而叙之。三言始于《虞典》《元首之歌》，四言本《国风》，流于夏世，传至韦孟，其文始具；六言散在《骚》、《雅》，七言萌于汉。五言之作，《召南行露》已有滥觞。汉武帝时，屡见全什，非本李少卿也。以上略同古人。少卿以伤别为宗，文体未备，意悲词切，若偶中音响，《十九首》之流也。古诗以讽兴为宗，直而不俗，丽而不巧，格高而词温，语近而意远，情浮于语，偶象则发，不以力制，故皆合于语，而生自然。建安三祖、七子，五言始盛，风裁爽朗，莫之与京。然终伤用气使才，违于天意，虽忌松容，而露造迹。正始中，何晏、嵇、阮之俦也，嵇兴高逸，阮旨闲旷，亦难为等夷。论其代，则渐浮侈矣。晋世尤尚绮靡。古人云：“采缛于正始，力柔于建安。”宋初文格，与晋相沿，更憔悴矣。
论人，则康乐公秉独善之姿，振颓靡之俗。沈建昌评：“自灵均已来，一人而已。”此后，江宁侯温而朗，鲍参军丽而气多，《杂体》、《从军》，殆凌前古。恨其纵舍盘薄，体貌犹少。宣城公情致萧散，词泽义精，至于雅句殊章，往往惊绝。何水部虽谓格柔，而多清劲，或常态未剪，有逸对可嘉，风范波澜，去谢远矣。柳恽、王融、江总三子，江则理而清，王则清而丽，柳则雅而高。予知柳吴兴名屈于何，格居何上。中间诸子，时有片言只句，纵敌于古人，而体不足齿。或者随流，风雅泯绝。“八病”“双拈”，载发文蠹，遂有古律之别。古诗三等，正、偏、俗，律诗三等，古、正、俗。顷作古诗者，不达其旨，效得庸音，竞壮其词，俾令虚大。或有所至，已在古人之后，意熟语旧，但见诗此，淡而无味。予实不诬，唯知音者知耳。
律家之流，拘而多忌，失于自然，吾尝所病也。必不得已，则削其俗巧，与其一体。一体者，由不明诗对，未阶大道。若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中，非一手作，或有暗同，不在此也。其诗曰：“终朝采绿，不盈一掬。”又诗曰：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。”兴虽别而势同。若《颂》中，不名一体。夫累对成章，高手有互变之势，列篇相望，殊状更多。若句句同区，篇篇共辙，名为贯鱼之手，非变之才也。俗巧者，由不辨正气。习俗师弱弊之过也。其诗曰：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