丽白楼诗话 民国 林庚白
●上编
诗要有意境与才力。意与境又自不同，而才力则所以运用意境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古人谓“诗穷而后工”，又谓“愁苦之辞易工，欢愉之言难好”。世之为诗者，往往误解此二义。其实所谓“穷而后工”与“愁苦之辞易工”者，盖入世不深，则不足以尽人间之变，而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情，动与其境遇相为表里。曰“穷”，曰“愁苦”，言其极也。境不极则情不真，纵或能工，抑末矣，非必教人以叹老嗟卑为工，以伤贫怨别为穷也。故又谓“诗以言志”。前者言其境，而后者言其意。凡人之哀乐过人，或怀抱与人殊，皆境为之也。境之极而意于是乎出，其诗始工，亦由其情之真也。若乃所处非古人之身世，但蕲其貌似古人，非仅丧真，且并失古人之真，其所得止于古人面目之伪而已。此宋以后诗之所以日衰也。
唐宋两代诗，先后媲美，无所轩轾。以言其工，突过汉魏，直接《三百篇》。何者？其意境固已极前此之世变与人事，而诗之才力又足以发其变。所谓“柏梁体”，所谓建安七子，不若是也。柏梁体特应制诗之滥觞，其本已拨。建安七子虽遭逢丧乱，其人物大都委靡颓废，徒知标榜豪放与清高，开六朝亹亹之风。中华民族性之不振，魏晋之诗，亦有以毒之也。晚近浅者，溺古不返，遂以为诗愈古则愈工，宋必不如唐，唐必不如汉魏六朝，而《三百篇》、《离骚》，莫敢议其一字者。吁，何其陋且固欤！
一代有一代之文物典章，而文物典章所被，人情与风俗亦因而异。形诸诗歌，宜表其真实。春秋、战国人之生活，不同于三皇五帝时代；汉魏六朝人之生活，又不同于春秋、战国时代；而唐宋元明人之生活，则又与汉魏六朝时代不同。清戊戌维新，迄于民国，远沿五口通商之旧，近经辛亥与丁卯革命之变，文物典章，几于空前。生活之因革，虽或矛盾杂陈，要其于人情与风俗之推移，实为有史以来之创局。苟诗人于此，懵焉无睹，行今人之行，而言古人之言，人人自以为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其去陶、谢、李、杜益远矣。
诗者，民间歌谣之变也。自政尚帝制，仕皆儒冠，而诗始为士大夫阶级所独有。浸假至今，末贵本贱，士大夫驵僧相为狼狈，民困于生，举莫能读书识字。于是诗之为物，驵僧亦负之以趋，以与士大夫游咏，转于劳民无舆矣。惟其如是，民间之疾苦，遂不得见于诗。而此辈士大夫驵僧，身委质于异族与豪强者之间，衣于斯，食于斯，寄生于斯。民间之呻吟，异族与豪强之刀俎，彼方踞以资富贵，欲求其表暴今之生活舆时代，又岂可得哉？此无他，情与意之真者蔽于其境，而境之真者，金掩之矣。
清同光以来，为诗者号祧唐祖宋，而大都取法于荆公、后山、山谷、简斋、宛陵、诚斋诸人。其尤笃古者，则高言杜、韩，或王、孟、韦、柳。然一究其实，祖宋则近似矣，祧唐则未也。抑所谓祖宋，亦仅从句法着眼。其弊之极，肉胜于骨；以骨胜者，又往往撏撦绪古人之枯骨，而张之以皮。顾所以致此者，真感苦少，其意境又皆囿于古人之意境也。彼盖不解宋人诗皆自唐贤变化而来，所不同者，唐人任自然，而宋人力求不苟。试一寻绎，则恍然于宋人每以汉魏与唐人古体诗之句法，蜕为今体，南宋诗尤多近于晚唐。宋人中才思较富，而气力横绝者，能接杜韩之骨，如荆公、山谷、后山、诚斋、放翁皆然。简斋、宛陵，则前者袭杜韩之皮，而后者刺取王、孟、韦、柳之骨。之数子亦间参陶、谢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
同光诗人什九无真感，惟二张为能自道其艰苦与怀抱。二张者，之洞与謇也。之洞负盛名，领重镇，出将入相，而不作一矜夸语。处新旧变革之际，危疑绝续之交，其身世之感，一见于诗，视謇尤真挚。如《九曲亭》云：“华颠文武两无成，羞见江山照旆旌。只合岩栖陪老衲，石楼横榻听松声。”《焦山观宝竹坡侍郎留带》云：“故人宿草已三秋，江汉孤臣亦白头。我有倾河注海泪，顽山无语送寒流。”《读宋史》云：“南人不相宋家传，自讠羽津桥警杜鹃。辛苦李虞文陆辈，追随寒日到虞渊。”《崇效寺访牡丹已残损》云：“一夜狂风国艳残，东皇应是护持难。不堪重读元舆赋，如咽如悲独自看。”《中兴》云：“流转汀湖鬓已皤，重来阙下抚铜驼。故人第宅招魂祭，胜地林亭掩泪过。前席颇怜非少壮，小忠犹得效蹉跎。神灵今有中兴王，准拟浯溪石再磨。”诸作皆沉郁苍凉，其感叹之深，溢于言表。盖之洞夙主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者，丁满清末造，知国事之不可为，其主张之无补于危亡，而身为封疆大吏，又不得不鞠躬尽瘁以赴之。后二首居宰辅时之作，时势益艰，故危苦益甚。浅者讥之洞之诗有纱帽气，不惟不知之洞，且不知诗矣。之洞于各体诗并工绝，其五七言古体诗，直可与荆公抗手，无能高下。
民国以来作者，沿晚清之旧，于同光老辈，资为标榜，几于父诏其子，师勖其弟，莫不以老辈局日虾，而自为其水母。不知同光诗人之祖宋，与宋四灵、明七子之学唐，直无以异，盖皆貌其面目、声音，而遗其精神也。唐人以自然得其真与美、善，而四灵、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