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。该夷与中土同文，购画彼中山川形势，尚易为力。得其地图，可发交南北洋大臣，派人讲习，备行军向导。琉球遗臣义士，有来归求救者，量为收恤，勿绝其望。既以究知该国地形，兼令谍探倭夷动静。盖兴灭国，即所以振天威，此实关系我朝字小存亡体统，不得视为乡邻之斗，即天下臣民，皆有以谅圣主之心，并非因喜功而糜费也。一俟海防少完，兵船足用，举该夷背约构兵诸罪，布告各国，霆击风卷，出者不意，收琉球孑遗之众，出朝鲜犄角之兵，战舰直捣其夷巢，华民向应于各岛。以堂堂正正之师，取众叛亲离之地，可一举而集事也。然后乘战胜之威，清俄人占越旧疆，定泰西互市限制。胜势在我，则进止轻重，随所施而咸宜。高宗驭远之鸿规，何不可再见于今日哉？朝廷不出师以威四夷则已，朝廷苟出师以威四夷，或者其必由乎此矣。
一振士气。古今人才之用不竭，在上培养之，振兴之而已。非培养则才不生，非振兴则才不成。用在才，而所以可用在气。若居上者弗为振作，官与兵民皆有颓废涣散之势，气不举，而才亦随以消亡矣。人固有不待驱策，而竭尽悃忱者，孟子所谓：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此上知之资，不能多得。故供奔走者，半中材，不加磨炼，则ぃ然归于无用。本朝大臣，如阿桂舒赫德皆命世勋佐，然亦几经摧挫，而后郁为梁栋之姿。盖非是不足动心忍性，增益不能，下此者更无论矣。乾隆二十四年十月高宗纯皇帝以戡定新疆谕曰：此番遐方绥靖，我将军参赞，以及一介执戈之士，无不得娴行阵，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。然非朕力为振作，信赏必罚以淬厉之，其谁不畏难苟安而坐，希无事之福乎？钦此。圣谟深远，有味乎其言之。所谓国气，即士气也。臣每一恭读，辄为低回往复，仰首企慕，而不能自已也。
今论办洋务者，动虑无人才可用。臣以为，亦在上之振作何如耳。嘉庆时，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皆以歼擒海盗，著绩重洋。果办洋务，而谓无人才，臣不信也。夫物必待时而显，才必练事而成。他端皆可书授师传，独用兵非身亲不悉。本朝不办新疆，则无平定金川之阿桂等，不办金川则无平定台湾廓尔喀之福康安海兰察等，无廓尔喀苗疆之役，额勒登保等何由见知而平教匪？无教匪之役，长龄等何由授钺而定回疆？道光以来，承平日久，人不知兵，一旦萑苻肇乱，流毒极于四海。然无此番兵事，曾国藩李鸿章或不过以文学侍从终其身，而左宗堂彭玉麟辈将老死荒山，乌能为国家效命哉！今天下甫定，宿将尚多，不及时驱策而淬厉之，万一将来，遇不得不用兵之时，恐真无可用之才矣。人情本多怯而少勇，虽禁止令行，犹惧不率，若任其委蛇迁就，至偾事而已莫能追。高宗纯皇帝临御臣工时，有不测之赏罚，圣意所在，大抵勇往者虽获咎必宥，畏葸者虽善全必惩。至筹办边务，尤不假借，故能群材用命，武功十全，汉通外域，谷吉十数辈，奉使戕躯命而不恤，其时为都护者，多能行便宜，张国威，亦见前代之法令严明也。今诸国通好，使事频繁，似宜严定辱命之罚，俾人皆有所顾忌，而不敢专为身谋，于国事庶有裨益。此任将择使二事，臣以为在官所宜急为振作者此也。
古来无不敝之兵制，本朝军政尽善，劲旅无前。自发捻恣行，湘淮义勇名天下，营兵或反为世诟病，于是有裁兵并饷之议，有改勇为兵之议。臣谓此皆未观其通，而求其实也。裁兵并饷，以为饷足则兵自精，而汛地不敷巡防，奸宄更多窃发，利未收，害先见矣。改勇为兵，盖以兵无用，而勇有用。均是人也，锄之民，可使杀贼，行伍之士，反谓不如，舍本齐末，殆非通论。夫兵之病在与将不习，而平日之势分，勇之利在将士一体，而平日之势合。但警急时，有屯扎一处之勇，承平时不能有屯扎一处之兵。即如长江水师，其初攻剿为要，不能不合，及改兵，则汛防为要，不能不分。然既改之后，规制既异，操练较难，设有战事，即难必尽如当日之精锐得力。虽以彭玉麟自将，而自改之，亦无两全善策。推之陆营，何莫不然。若分汛以诘奸，而别屯军以备调，庶乎其可。然无此军制，亦无此巨饷也。况久屯之军，锋锐消耗，骤临战阵，又岂能必其可恃乎！然则如何而可？亦惟勤练节制之师，用其方新之气而已矣。乾隆二十四年九月，饬将军富德等，追索霍集占于巴达克山。谕曰：我满洲风尚素称醇朴勇往，而承平日久，八旗子弟，多耽安逸，偶遇军旅之事，转致不能娴习，朕于此举，正欲训诲督率之，俾习勤劳，而谙韬略。而诸臣中或犹有狃于小利近功，不知事机之缓急者。古者无事之时，不废训戎讲武，今以法无可逭之逆酋，当功有必成之事会，且可借以练我杀敌致果之将材，又何所顾虑，而竟为浮论所惑！钦此。恭绎圣训，实以借军事练兵为妙用。夫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然非讳言而屏弃之也。时会方乘，有临事之惧，天讨既致，无黩武之心耳。若不得已而不用，则国威渐损，其究必至孱弱不振，虚言训练无益也。今练军行之有效，可渐推广。中兴后，闾阎子弟，皆有强悍勇烈之概，急公赴难之心，果其用之，十万雄师，咄嗟立致，选将部署，数月而定，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。臣谓兵气宜急思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