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遂止。夫自宋迄明凡行钞四五百年，本朝顺治中，亦尝兼行钞币，苟其有害无利，安能行之如是其久哉？按明户部侍郎倪元璐，尝欲行钞，其时省臣条陈十便，一曰造之本省，二曰行之途广，三曰赍之也轻，四曰藏之也简，五曰无成色之好丑，六曰无称兑之轻重，七曰革银匠之奸偷，八曰杜盗贼之窥伺，九曰钱不用而用钞，其铜尽铸军器，十曰钞行而银不行，其银尽实内帑。此十者，惟末二条立法尚未尽善，盖钞可用，而钱不可废也。银虽可废，宜仍散之民间为器饰，而不宜尽实内帑也。其余皆至论名言，无可疑者。而蒙细推行钞之利，其实不止此。如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，惟钞则无尽。造百万即百万，造千万即千万，则操不涸之财源，其大利一也。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，布之于下，则尊国家之体统，其大利二也。外欲不得以其币行中国，则动远夷之畏服，其大利三也。奸民谋逆，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。国家财用不竭，则消奸民之逆志，其大利四也。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，行钞归于画一，则齐天下之风俗，其大利五也。钞法既行，收铜以供鼓铸，则极钱法之精好，其大利六也。钞值既有一定，商贾不得低昂之，则绝民心之诈伪，其大利七也。富家或以土窖藏银，历久不用，银益见少，今举而变之，悉出易钞，则去壅滞之恶习，其大利八也。钞式宜变从前，分为七等，大钞书《孝经》，其次书印先正格言，俾民识字，则寓教民之深意，其大利九也。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，当厘人不敢议者，恐经费不足故也，若行钞无难更定章程矣，则除万事之积弊，其大利十也。国计大裕，捐例永停，即捐衔亦可无庸，则重朝廷之名器，其大利十一也。一切取民者从薄，予民者从厚，则行千载之仁政，其大利十二也。
夫天下无不弊之法，而常恃有救法之人，而欲图天下之大功，必先破众人之论。人徒见宋金元明行钞不能无弊，遂以为不可行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。今试言其弊之大略。一则单纸易坏，而不知装潢糊表也。二则式印苟简，而不知宜镂版精工也。三则钞文但书刑律，无可观玩也。四则印章不多，难于辨别也。五则中统钞自二贯至十文，分为十一等，太琐屑也。六则中统钞止于二贯，民犹不便也。七则钞值二贯者，止费钱三四文，资本太轻，纸幅狭隘，程式不精也。八则有司以出钞为利，入钞为讳也。九则民以旧钞换新钞，必增工墨费，每贯三分也。十则旧钞行用，每至简阅也。十一则钞法屡更，使民疑也。十二则不铸钱，而钱日少也。十三则仍杂用银也。十四则专利于上，而不能行惠于民也。十五则虽设严刑，而未尽防伪之道也。
今诚能一一悉去其弊，则行钞者，宋金元明之法也，而所以行钞者，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，岂非理财之善策哉！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奏请行钞。然徒言行钞，而不知去弊之方，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，宜其议之不行也。夫自古有治人无治法。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，而立法之善，不过即弊法而去其弊，所谓胜者，所用败者之谋也。蒙尝博观载籍，遍访通人，有言行钞之利者，必与之深心商榷，而究其理。有言行钞之害者，必与之反复辨论，而穷其故，实见钞法之行，利及百姓，而非止国家也，利及万世，而非止一时也。故为考证八条，目四十，问答二十，以破众人之论。刍荛之愚，俟有言责者择焉。
○原钞之始
元何异孙曰：郑司农释《诗》：“抱布贸丝”云：周人以布长二尺，凭官司印书其上，以为民间贸易之币，此用钞之始。
按司农此条，见《周礼》注，余初得之，谓可以证钞法。后检旧本《十一经问对》，则知何异孙已先我言之矣。今《通志堂经解》所刊《十一经问对》删去此条。
汉武帝时禁苑有白鹿，乃以白鹿皮方尺，缘以藻缋为皮币，值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，必以皮币荐璧，然后得行。
按一皮而值四十万，其值太重，窥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，与民间无预也。
唐宪宗行飞钱，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，券轻装趋四方，合券取之。按飞钱合券取钱，即交子之权舆。宋太祖置便钱务，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，以诸州钱给之。
按此亦飞钱之意。
宋仁宗元年，置益州交子务。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，不便贸易，一交一缗，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，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，谓之交子。使富民主之。后富民稍衰，争讼不息，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置交子务，以权其出入，禁私造者。帝从其议，立务于益州界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。
按商贾惮于重赍，交子之设，正以便民。今民间自行会票则交子之用，隐操于富户矣。○造钞之法
宋史云：景定四年，以收买逾限之田，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。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，贯作七百七十文，公私擅减者，官以赃论，吏则配籍。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。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，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，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。
宋高宗二十四年，金使置交钞库，金以铜少造钞引，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