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兴废，进退之所由同异，且以解执事者之云尔。
△论上
客有问宗闵曰：“孟轲称齐王由反手，谓管仲为不足为。若是则功业存乎人，不存乎时，不亦信乎？”宗闵曰：非也。可以王而王，可以霸而霸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皆此时也。人皆奉时以行道者也，不能由道以作时者也；能因变以建功者也，不能由功以反变者也。昔时纣为无道，以流毒於群邦，天下器然，不待文王之仁人，然後忻戴之也。苟有息肩之所，则民莫不疾乎奔走，如逃其水火焉。当此之时，有能扶义陵戎，除去大憝，则民莫不争被矢石，以报其父兄之仇。故太公相武王，起而革灭独夫，以成王业，宜建其国。虽无大惠於群邦，天下顺焉。虽文王之仁，且欲招而怀之也。苟微虐杀之害，则诸侯孰肯忘国从乱，而违其天子焉？当此之时，有能匡饬暴强，夹辅王室，则诸侯孰肯不争奉盟誓，以休其战伐之勤？故管仲相桓公，从而抚之，藩卫宗周，以立乎霸功，亦宜也。诚使太公居管仲之势，而能以周王天下乎？吾有以知其不能也。太公、管仲，并时而起，则吾未知孰前焉。故仲尼称管仲曰“如其仁”，称桓公“正而不谲”。岂有非其道也。而仲尼称之？且曰圣人之门，无道桓、文之事。吾不信也。
客曰：“然则古人为天下者，亦如是乎？”宗闵曰：固也。所由曰道，道之不可易，礼乐仁义之谓矣。所遭曰时，时之不可常，应天顺民之谓矣。昔者陶唐氏之为天下也。法天而则地，授时以任民，垂其衣裳而天下无为，推其诚心而刑罚不用。当此之时，各顺其情性，乐其习俗，保其奉命，故谓之至（阙一字）时一大变。及有虞之为天下也，始放四凶以除民害，是故勤而不德，时又一变焉。及夏後氏之为天下也。始用肉刑，以寒民心，是故威而不能怀，时又大变焉。及汤武之为天下也。始及干戈，放杀昏虐，是故勇而不能善，时又大变焉。及桓、文之为天下也，始合诸侯，以匡王室，是故顺而不能革。彼三王二公，皆元德也，夫岂乐为相反哉？势异则事殊，时迁则俗易，执一不可以通变，循古不可以制变。是故观时而立功，论世而创业。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，三代各以其变而自王，二公各以其时而自霸，不其大哉。吾故曰礼以因人，苟有以因之，不必法乎古也；乐以和人，苟有以和之，不必法乎古也；兵者除乱，苟有以除之，不必法乎古也。为政者平理天下，必法乎古人也。况古之行法岂有常，亦有从其宜，当其道，天下随时而已矣。然胶柱鼓瑟，恶能成其音声哉！若乃诵前圣之言，守已行之制，遭变而不通，得时而不随，夫如是，可谓王莽宋襄公之言，不足为有道者也。昔者王莽尝为德化矣，不问可否，语必援经，不量人心，动必据古，於是天下烦溃，从而丧之。此不知变之祸也。昔者宋襄公尝为仁义矣，楚人尚诈我必信，彼兵尚奇我必正，用欲以兴商道，霸诸侯，一战而为敌所执，再战而身死国削，为天下﹃笑。此不知时之祸也。《易》曰：功业见乎变。又曰：随之时义大矣。非天下之至明，孰能通乎变？非天下之至圣，孰能通乎时？且轲之所言，前王之遗迹矣，君子亦云道而已矣，何必履其故迹耶？呜呼！自周室下衰，诸侯放恣，仁义之道，随没於干戈。微管仲，中国几为戎矣。而曰不足为也，孰可为之哉！
△论下
客有曰：“王霸之事，既闻之矣。或言伊尹负鼎，百里奚饭牛，而孟轲非之，曰未闻枉己而直人者也。又曰圣人之行不同，洁其身而已矣。又可信乎？”宗闵曰：非也。圣人以枉道为耻，以屈道为辱，不以屈身为辱。唯守其道，故虽辱其身而进焉，非其道，故洁其身而退焉。进退岂有他，唯道所在而已矣。天生圣人者，孰为然哉？为行天下之大道也。立天下之大教也，利天下之人民也。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，圣人忧也；天下有不知其教者，圣人忧也；天下之人民有不宁者，圣人忧也。圣人之职也如此，圣人之忧也如此。得其时，遭其会，上有明天子，下有明诸侯，遑遑然求合。岂不曰今辱吾身，则天下蒙其安，百姓得其利，不辱吾身，则天下不蒙其安，百姓不得其利，吾宁以一身之故，而危天下病百姓哉？此伊尹之所以乐为割烹，而不顾其耻也。若不得其时，不遭其会，上无明天子下，无明诸侯，则必汲汲而求退。岂不曰今辱吾身，泽得施乎民，道得行乎世，吾往也；今不辱吾身，泽不得施乎民，道不得行乎世，吾止也。虽然，吾岂图是安哉，亦将激偷幸之风，全百姓之教，以为乎後之人耳。此颜回所以乐穷巷而不动其心者也。故《易》曰：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。动静唯其时。故《传》曰：富贵可求，虽执鞭之事，吾亦为之。取舍唯其义也。然则趋时不可以洁己，丧义不可以图身，亦犹追亡者趋，拯溺者濡，岂乐为之哉！其势则然也，故曰观逐者於其反也，观行者於其终也。奈何君子之道，岂可以小知哉？非匹夫之为谅也。观悬之危，有救之道，小霸则可，王则不可，而曰非尧舜之事，吾不忍为之，是知尧舜之道乎？是诵尧舜之言乎？且轲之言过矣，所恶夫干进务入者，惧其为利也，苟不知为利，於辱何有哉？
客曰：“然则仲尼不蒙耻而进何也？”宗闵曰：仲尼将蒙耻而不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