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、太宗之旧制，用忠正而不疑，屏邪佞而不近，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，绝进献以宽百姓税租之重，厚边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，数引见待制官，问以时事，以通壅蔽之路。故用忠正而不疑，则功德成；屏邪佞而不近，则视听聪明；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，则百姓足；绝进献以宽百姓租税之重，则下不困；厚边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，则天下安；数引见待制官，问以时事，以通壅蔽之路，则下情达。凡此六者，政之根本，太平之所以兴。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者矣，又何惜不速其易为者乎？以臣伏睹陛下，上圣之姿也，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词，选用骨鲠正直之臣，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，以兴太平，可不劳而功成也。若一日不以为事，臣恐大功之後，易生逸乐，而群臣进言者，必曰“天下既已太平矣，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”，若如此，则高祖、太宗之制度，不可以复矣，制度不复，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。
臣窃惜陛下圣质，当可兴之时，而尚谦让未为也。臣谨条疏兴复太平大略六事，别白於後。若行此六者，五年不变，臣必知百姓乐康，蕃虏入侍，天垂景星，地涌醴泉，凤凰鸣於山林，麒麟游於苑囿。此无他，和气之所感也。诗曰：“先人有言，询於刍荛。”伏惟陛下明圣，思博闻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懦愚而尽忠焉。无任感恩激切之至，谨奉表以闻。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。谨言。
○疏用忠正
臣闻国之所以兴者，主能信任大臣，臣能以忠正辅主。故忠正者，百行之宗也。大臣忠正，则小臣莫敢不为正矣。小臣莫敢不为正，则天下後进之士皆乐忠正之道矣。後进之士皆乐行忠正之道，是王化之本，太平之事也。今之语者必曰：“知人邪正，是尧舜之所难也，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？”臣以为察忠正之人，盖有术焉。能尽言忧国，而不希恩容者，此忠正之徒也。夫忠正之人，亦各自有党类，邪臣嫉而谗之，必且以为相朋党矣。夫舜、禹、稷、契之相称赞也，不为朋，颜、闵之相往来也，不为党，皆在於讲道德仁义而已。邪人嫉而谗之，且以为朋党，用以惑时主之听，从古以来，皆有之矣。故萧望之、周堪、刘向谋退许、史，竟为邪臣所胜，汉元帝不能辨，而终任用邪臣，汉室之衰，始於元帝，此不可不察也。故听其言能数逆於耳者，忠正之臣也。虽任之，杂以邪佞之臣，则太平必不能成矣。文宣王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某者焉。”故忠信之人不难有也，在陛下辨而用之，各以类进之而已。臣故曰：用忠正而不疑，则功德成。
○疏屏奸佞
臣闻孔子远佞人，言不可以共为国也。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，皆不知大体，不怀远虑，务於利己，贪富贵，固荣宠而已矣。必好甘言谄辞，以希人主之欲，主之所贵，因而贤之，主之所怒，因而罪之，主好利，则献蓄聚敛剥之计，主好声色，则开妖艳郑卫之路，主好神仙，则通烧炼变化之术，望主之色，希主之意，顺主之言，而奉承之。人主悦其不违於己，因而亲之，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闻也。若事失怨生而不闻，其危也深矣。自古奸邪之人，未有不如此者也。然则虽尧舜为君，稷契为臣，而杂之以奸邪之人，则太平必不可兴，而危事潜生矣。所谓奸邪之臣者，荣夷公、费无极、太宰、王子兰、王凤、张禹、许敬宗、杨再思、李义府、李林甫、卢杞、裴延龄之比是也。奸佞之臣信用，大则亡国，小则坏法度而乱生矣。今之语者必曰：“知人邪正，是尧舜之所难也，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？”臣以为察奸佞之人，亦有术焉。主之所欲，皆顺不违，又从而承奉先後之者，此奸佞之臣也。不去之，虽用稷契为相，不能以致太平矣。故人主之任奸佞，则耳目壅蔽。耳目壅蔽，则过不闻而忠正不进矣。臣故曰：屏奸佞而不近，则视听聪明。
○疏改税法
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，至今四十年矣。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，米一斗为钱二百，税户之输十千者，为绢二匹半而足矣。今税额如故，而粟帛日贱，钱益加重，绢一匹价不过八百，米一斗不过五十，税户之输十千者，为绢十有二匹然後可。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耶？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，尚犹为绢八匹，乃仅可满十千之数，是为比建中之初，为税加三倍矣。虽明诏屡下，哀恤元元，不改其法，终无所救。然物极宜变，正当斯时，推本弊，乃钱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。钱者官司所铸，粟帛者农之所出，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，易钱入官，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？由是豪家大商，皆多积钱以逐轻重，故农人日困，末业日增，一年水旱，百姓菜色，家无满岁之食，况有三年之蓄乎？百姓无三年之积，而望太平之兴，亦未可也。今若诏天下，不问远近，一切令不督见钱，皆纳布帛，凡官司出纳，以布帛为准，幅广不得过一尺九寸，长不过四十尺，比两税之初，犹为重加一尺，然百姓自重得轻，必乐而易输，不敢复望如建中之初矣。行之三五年，臣必知农人渐有蓄积，虽遇一年水旱，未有菜色，父母夫妇，能相保矣。若税法如旧，不速更改，虽神农後稷复生，教人耕织，勤不失时，亦不能跻於充足矣。故臣曰：改税法，不督钱而纳布帛，则百姓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