储未丰，尽复古规，或虑不足。若但据群官月俸之等，随百役资课之差，各依钱数少多，折为布帛定数，某官月给俸绢若干匹，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。所给色目精粗，有司明立条例，便为恒制，更不计钱。物甚贱而官之所给不加，物甚贵而私之所禀不减，官私有准，何利如之。生人大端，衣食为切，有职田以供食，有俸绢以供衣，从事之家，固足自给，以兹制事，谁曰不然。夫然，则国之用财，多是布帛，定以为赋，复何所伤。”议者曰：“吏禄军装，虽颁布粟，至於以时敛籴，用权物价重轻，是必须钱，於何取给？”答曰：“古之圣人，所以取山泽之蕴材，作泉布之宝货，国专其利，而不与人共之者，盖为此也。物贱由乎钱少，少则重，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；物贵由乎钱多，多则轻，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。是乃物之贵贱，系於钱之多少；钱之多少，在於官之盈缩。官失其守，反求於人，人不得铸钱，而限令供税，是使贫者破产，而假资於富有之室，富者蓄货，而窃行於轻重之权。下困齐人，上亏利柄，今之所病，谅在於斯。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，峻用铜为器之禁，苟制持得所，则钱不乏矣。有粜盐以入其直，有榷酒以纳其资，苟消息合宜，则钱可收矣。钱可收，固可以敛轻为重；钱不乏，固可以散重为轻。弛张在官，何所不可，虑无所给，是未知方。”议者若曰：“自定两税以来，恒使计钱纳物，物价渐贱，所纳渐多，出给之时，又增虚估广求羡利，以赡库钱。岁计月支，犹患不足，今若定供布帛，出纳以平，军国之资，无乃有阙？”答曰：“自天宝以後，师旅数起，法度消亡。肃宗拨滔天之灾，而急於功赏；先帝迈含垢之德，而缓於纠绳。由是用颇殷繁，俗亦靡弊，公赋巳重，别献继兴；别献既行，私赂竞长。诛求刻剥，日长月滋，积累以至於大历之间，所谓取之极甚者也。今既总收极甚之数，定为两税矣；所定别献之类，复在数外矣；间缘军用不给，巳尝加徵矣；近属折纳价钱，则又多获矣。比於大历极甚之数，殆将再益其倍焉。复幸年谷屡丰，兵车少息，而用常不足，其故何哉？盖以事逐情生，费从事广，物有剂而用无节，夫安得不乏乎！苟能黜其情，约其用，非但可以布帛为税，虽更减其税亦可也；苟务逞其情，侈其用，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，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。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，人力之成物有大限，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常足；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，则常不足。生物之丰败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，是以圣王立程，量入为出，虽遇灾难，下无困穷。理化既衰，则乃反是，量出为入，不恤所无。故鲁哀公问，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以盍彻。桀用天下而不足，汤用七十里而有馀，是乃用之盈虚，在节与不节耳。不节则虽盈必竭，能节则虽虚必盈。卫文公承灭国之馀，建新徙之业，革车不过三十乘，岂不甚殆哉！而能衣大布，冠大帛，约巳率下，通商务农，卒以富强，见称载籍。汉文帝接秦项积久伤夷之弊，继高吕革创多事之时，家国虚残，日不暇给，而能恭俭节用，静事息人。服弋绨，履革舄，却骏马而不御，罢露台而不修，屡赐田租以厚庶，遂使户口蕃息，百物阜殷。乃至乡曲宴游，乘牝者不得赴会；子孙生长，或有积数十岁不识市廛；御府之钱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，红腐而不可食。国富於上，人安於下，生享遐福，没垂令名，人到於今称其仁贤，可谓盛矣。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荡，再造寰区，武德年中，革车屡动，继以灾歉，人多流离。贞观之初，荐属霜旱，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，米价腾贵，斗易一缣，道路之间，馁殍相藉。太宗敦行俭约，抚养困穷，视人如伤，劳徕不倦。百姓有鬻男女者，出御府金帛，赎还其家。严禁贪残，慎节徭赋，弛不急之用，省无事之官，黜损乘舆，斥出宫女。太宗尝有气疾，百官以大内卑湿，请营一阁以居，尚惮烦劳，竟不之许。是以至诚上感，淳化下敷，四方大和，百谷连稔。贞观八年以後，米斗至四五钱，俗阜休行，人知义让，行旅万里，或不赍粮。故人到於今，谈帝王之盛，则必先太宗之圣功；论理道之崇，则必慕贞观之故事。此三君者，其经始岂不艰窘哉？皆以啬用爱人，竟获丰福，是所谓能节虽虚必盈之效也。秦始皇据崤函之固，藉雄富之业，专力农战，广收材豪，故能芟灭暴强，宰制天下。功成志满，自谓有泰山之安，贪欲炽然，以为六合莫予违也。於是发闾左之戍，徵太半之赋，进谏者谓之宣谤，恤隐者谓之收恩，故徵发未终，而宗社已泯。汉武帝遇时运理平之会，承文景勤俭之积，内广兴作，外张甲兵，侈汰无穷，遂致殚竭。大搜财货，算及舟车，远近骚然，几至颠覆。赖武帝英姿大度，付任以能，纳谏无疑，改过不吝，下哀痛之诏，罢征伐之劳，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以示休息，邦本摇而复定，帝祚危而再安。隋氏因周室平齐之资，府库充实，开皇之际，理尚清廉，是时公私丰饶，议者以比汉之文景。炀帝嗣位，肆行骄奢，竭耗生灵，不知止息，海内怨叛，以至於亡。此三君者，其所凭藉，岂不丰厚哉！此皆以纵欲残人，竟致蹙丧，是所谓不节则虽盈必竭之效也。秦隋不悟而遂灭，汉武中悔而获存，乃知惩与不惩、觉与不觉，其於得失相远，复有存灭之殊，安可不思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