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生，以一州县之赋繁矣，户户而收之，铢铢而纳之，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，是不得不资于火。有火则必有耗，所谓耗者，特百之一二而已。有贱丈夫焉，以为额外之征，不免干于吏议，择人而食，未足厌其贪惏。于是藉火耗之名，为巧取之术，盖不知起于何年，而此法相传，官重一官，代增一代，以至于今。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，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；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。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，凡征收之数，两者，必其地多而豪有力，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；铢者，必其穷下户也，虽多取之，不敢言也。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，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。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。正赋，耳目之所先也，杂赋，其所后也。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，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。解之藩司，谓之羡余，贡诸节使，谓之常例，责之以不得不为，护之以不可破，而生民之困，未有甚于此时者矣。愚尝久于山东，山东之民，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。独德州则不然。问其故，则曰：州之赋二万九千，二为银八为钱也。钱则无火耗之加，故民力纾于他邑也。非德州之官皆贤，里胥皆善人也，势使之然也。又闻之长老言，近代之贪吏，倍甚于唐、宋之时。所以然者，钱重而难运，银轻而易赍；难运，则少取之而以为多，易赍，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。非唐、宋之吏多廉，今之吏贪也，势使之然也。然则银之通，钱之滞；吏之宝，民之贼也。在有明之初，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，犯者准奸恶论。夫用金银，何奸之有？而重为之禁者，盖逆知其弊之必至于此也。当时市肆所用，皆唐、宋之钱，而制钱则偶一铸造，以助其不足耳。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，市道穷而伪物作，国币夺于上，民力单于下，使陆贽、白居易、李翱之流而生今日，其咨嗟太息，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。 【 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：「凡国之赋税，必量人之力，任土之宜，故所入者，惟布、麻、缯、纩与百谷而已。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，而人之交易难准，又定泉布之法，以节轻重之宜。敛散弛张，必由于是。盖御财之大柄，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谷帛者，人之所为也，钱货者，官之所为也。是以国朝着令，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谓出缯、纩、布，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，但估资产为差，使以钱谷定税。唯计求得之利宜，靡论供办之难易。所征非所业，所业非所征，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，减价以卖其所有，一增一减，耗损已多。」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，言：「钱者，官司所铸，粟帛者，农之所出。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，易钱入官，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？由是豪家大商，皆多积钱以逐轻重，故农人日困，末业日增，请一切不督见钱，皆纳布帛。」白居易集有赠友诗云：「私家无钱炉，平地无铜山，胡为秋夏税，岁岁输铜钱！钱力日以重，农力日以殚，贱粜粟与麦，贱贸丝与绵，岁暮衣食尽，焉得无饥寒？吾闻国之初，有制垂不刊，庸必算丁口，租必计桑田。不求土所无，不强人所难，量入以为出，上足下亦安。兵兴一变法，兵息遂不还，使我农桑人，顦顇畎亩间。谁能革此弊，待君秉利权，复彼租庸法，令如贞观年。」】 曰：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，使改而征粟米，其无淋尖踢斛，巧取于民之术乎？曰：吾未见罢任之仓官，宁家之斗级，负米而行者也，必鬻银而后去。有两车行于道，前为钱，后为银，则大盗之所睨，常在其后车焉。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、宋之时，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，亦当倍甚于唐、宋之时矣。
○生员论上
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？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，养之于庠序之中，使之成德达材，明先王之道，通当世之务，出为公卿大夫，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。今则不然，合天下之生员，县以三百计，不下五十万人，而所以教之者，仅场屋之文。然求其成文者，数十人不得一，通经知古今，可为天子用者，数千人不得一也。而嚚讼逋顽，以病有司者，比比而是。上之人以是益厌之，而其待之也日益轻，为之条约也日益苛。然以此益厌益轻益苛之生员，而下之人犹日夜奔走之如骛，竭其力而后止者何也？一得为此，则免于编氓之役，不受侵于里胥；齿于衣冠，得于礼见官长，而无笞，捶之辱。故今之愿为生员者，非必其慕功名也，保身家而已。以十分之七计，而保身家之生员，殆有三十五万人，此与设科之初意悖，而非国家之益也。人之情孰不为其身家者？故日夜求之，或至行关节，触法抵罪而不止者，其势然也。今之生员，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，而又有武生、奉祀生之属，无不以钱鬻之。夫关节，朝廷之所必诛，而身家之情，先王所弗能禁，故以今日之法，虽尧、舜复生，能去在朝之四凶，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。然则如之何？请一切罢之，而别为其制。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后充之，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。仍分为秀才、明经二科，而养之于学者，不得过二十人之数，无则阙之。为之师者，州县以礼聘焉，勿令部选。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，邑有通经之士，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。然则一乡之中，其粗能自立之家，必有十焉，一县之中，必有百焉。皆不得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