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，皆史官之职事。而诸侯各有国史。迄于战国纷争，秦灭典籍，而史官尚存。汉武帝以司马氏为太史。东京则班固为兰台令史，刘珍等著述东观，皆天下之选。故史记、两汉书，冠绝后代。自后史馆著作，莫不妙简其人，虽其文辞不能方驾前古，亦各一时之美。而陈寿以下，悉仿汉书之体，往往类萃诸家别录，而断代以为正史。正史之外，自唐武德间，房 【房 原刻误作「唐」，依大全集校改。】
玄龄、许敬宗、敬播等，相与立编年之体，而实录之名自此始。太宗以下十五帝，每至易位，必纂实录。惟独宣、懿之后，以乱故缺。然及五季、宋、元，皆因之。而后之为史者，以之为依据。至我朝列圣相承，一如前代故事，每世必命纂修。固已敷宣景耀，崇阐大猷，金匮之藏，永世作典。祖宗之洪业，真与天地永久矣。
我皇上嗣登宝位，甫当朝庙之日，即降纶音，特命纂修实录，天下皆仰圣人孝思罔极，继志述事之大也。洪惟我世宗肃皇帝以上圣之资，抚中兴之运，上比列圣二祖五宗，飨国独为长久。嘉靖以来四十五年，振古之事，旷世之勋，特异畴昔。包括旁罗，错综铨次，在于今日，实为重难。尝考国初犹设起居注。而大明日历、圣政记，则学士宋濂所撰。其序以为幸得曰侍燕闲，十有余年，书之颇为得实。使他日修实录者，有所采掇，以传信于来世。自起居之官不设，而史馆论撰亦鲜，则今之修史，可以藉手者盖寥寥矣。夫千金之裘，非一狐之腋也；台榭之榱，非一木之枝也。史家所因，惟有博采。自司马氏犹取左氏、国语、世本、战国策；班书则世皆以为司马迁、王商、扬雄、歆、向之笔。自古以来，未有不裒聚众家而成者。故唐宰相撰时政记，史官撰日历。而宋则宰相主监修，学士主修撰，两府撰时政，三馆修起居注。此等之类，今并废缺，而欲以责成于一旦，盖因仍者之易为力，而创造者之难为功也。
我先皇帝大制作，大建置，固昭然揭诸日月，天下之人所共知之。若夫深宫秘庭，动静起居，羣臣不能记也。圣性之渊懿，圣德之精微，如尧之安安，如舜之浚哲，羣臣不能测也。至于类取诸司供报，博采羣臣墓铭家状，夫进退百官，剖决章奏，裁处万几，钱谷甲兵四夷之事，百官有司典籍虽在，视诸故府，似乎有征，然曹分局别，岁殊月改，缀缉穿联，欲无抵牾，固亦劳矣。而一时臣工人品之淑慝，心迹之疑似，殊功伟德非常之事，奸宄凶慝梼杌嵬琐之形，墓志家状不足尽也。盖古之为史者，易于有所因；虽迁、固之才，不能无因而为也。今之为史者，难于无所述；虽有迁、固之才，无以自见矣。
当唐、宋之世，史官尚未放失。而刘子玄为萧至忠言五不可，其一谓汉郡国上计太史，以其副上丞相，后汉羣臣所撰，先集公府，乃上兰台，故史官载事为广；今史臣惟自询采，二史不注起居，百家弗通行状。若今之起居废失，得无如刘子玄之所论乎？欧阳修以为史官职废，其所撰述简略，百不存一，至于事关大体，没而不书，加以时政、日历、起居注，例皆积滞相因，故追修前事，岁月既远，遗失莫存，圣人典法，遂成废坠。若今之追修积滞，得无如欧阳修之所论者乎？
然则所贵良史裁酌体例，旁采异闻，考求真是，发愤讨论，使归于一。古人有言：「所见异词，所闻异词，所传闻异词。」先朝之事，尚在所见，则已异于所闻与所传闻远矣。抑尝读武帝本纪，诸志、表、传，皆史迁当时撰述。而班固、陈宗、尹敏、孟冀，共成光武本纪，后汉例传、载记。当时纪志，盖不废也。自实录【实 原刻误作「宝」，依大全集校改。】
专行，则纪志殆废。此尤史家之阙典。窃以为实录之外，宜用拟古迁、固之书，此不当待后世而定也。先皇帝大礼、郊祀、九庙、明堂、先圣祀典、籍田、亲蚕、章服、礼仪、河渠、刑法，诸所兴建，散入纪年，难以会通。当令首尾贯串，包络汇萃，可仿司马迁八书而为之。宰相百官，报罢不常，可仿公卿志、表为之。羣臣之善恶，四夷之叛服，则列传、载记皆不可废。此即一代之史，非直俟数百年之后而为也。徒恃实录一书，所轶多矣。此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。
愚又谓汉史成于班固，唐历缉于吴兢、柳芳、崔巍，唐书成于吴兢、韦述、于休烈、令狐峘，宋国史凡三书，后洪迈复请合为九朝，而续通鉴长编，成于李焘。本朝二百年，历列圣而未有统会之史。此亦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。
抑刘子玄又云：「史有三长，才、学、识。有学无才，如愚贾操金而不能殖货；有才无学，如巧匠无楩楠斧斤，不能成室；善恶必书，使乱臣贼子知惧，此为无可加者。」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序云：「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，而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」噫！能如子玄之论，得为良史矣；若子固所称，则又追迁、固而上之，盖唐、虞、三代之史官也。
兹者明诏采取遗事，诸生幸得躬逢其盛。惟时金马、石渠之彦，宜有其人。愚生草茅下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