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疏贱，故能以其国霸。由此观之，商鞅、韩非之刑法，非舜之刑，而所以用刑者，舜之术也。后之庸人，不深原其本末，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，与商鞅、韩非同类而弃之。法禁之不行，奸宄之不止，由此其故也。
今州县之吏，受赇而鬻狱，其罪至于除名，而其官不足以赎，则至于婴木索，受笞，此亦天下之至辱也。而士大夫或冒行之。何者？其心有所不服也。今夫大吏之为不善，非特簿书米盐出入之间也，其位愈尊，则其所害愈大；其权愈重，则其下愈不敢言。幸而有不畏强御之士，出力而排之，又幸而不为上下之所抑，以遂成其罪，则其官之所减者，至于罚金，盖无几矣。夫过恶暴著于天下，而罚不伤其毫毛；卤莽于公卿之间，而纤悉于州县之小吏。用法如此，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。用法而不服其心，虽刀锯斧铖，犹将有所不避，而况于木索、笞哉！
方今法令至繁，观其所以堤防之具，一举足且入其中，而大吏犯之，不至于可畏，其故何也？天下之议者曰：古者之制，“刑不上大夫，”大臣不可以法加也。嗟夫！“刑不上大夫”者，岂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欤？古之人君，责其公卿大臣至重，而待其士庶人至轻也。责之至重，故其所以约束之者愈宽；待之至轻，故其所堤防之者甚密。夫所贵乎大臣者，惟不待约束，而后免于罪戾也。是故约束愈宽，而大臣益以畏法。何者？其心以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。苟幸其不疑而轻犯法，则固已不容于诛矣。故夫大夫以上有罪，不从于讯鞫论报，如士庶人之法。斯以为“刑不上大夫”而已矣。
天下之吏，自一命以上，其莅官临民苟有罪，皆书于其所谓历者，而至于馆阁之臣出为郡县者，则遂罢去。此真圣人之意，欲有以重责之也。奈何其与士庶人较罪之轻重，而又以其爵减耶？夫律，有罪而得以首免者，所以开盗贼小人自新之途。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，是以盗贼小人待之欤？天下惟其无罪也，是以罚不可得而加。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罚，则何以令天下？今夫大臣有不法，或者既已举之，而诏曰勿推，此何为者也？圣人为天下，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？故曰：厉法禁自大臣始，则小臣不犯矣。
【策别二】
其二曰抑侥幸。夫所贵乎人君者，予夺自我，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。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，仕者莫不欲贵。如从其欲，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。惟其不可从也，是故仕不可以轻得，而贵不可以易致。此非有所吝也。爵禄，出乎我者也，我以为可予而予之，我以为可夺而夺之，彼虽有言者，不足畏也。天下有可畏者，赋敛不可以不均，刑罚不可以不平，守令不可以不择，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。我欲慎爵赏，爱名器，而嚣嚣者以为不可，是乌足恤哉？
国家自近岁以来，吏多而阙少，率一官而三人共之，居者一人，去者一人，而伺之者又一人，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。且其莅官之日浅，而闲居之日长，以其莅官之所得，而为闲居仰给之资，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，此用人之大弊也。
古之用人者，取之至宽，而用之至狭。取之至宽，故贤者不隔；用之至狭，故不肖者无所容。《记》曰：“司马辨论官材，论进士之贤者，以告于王，而定其论。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爵之，位定然后禄之。”然则是取之者未必用也。今之进士，自二人以下者皆试官。夫试之者，岂一定之谓哉？固将有所废置焉耳。国家取人，有制策，有进士，有明经，有词科，有任子，有府史杂流，凡此者，虽众无害也。其终身进退之决，在乎召见改官之日，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。今之议者，不过曰多其资考，而责之以举官之数。且彼有勉强而已，资考既足，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，则将执文墨以取必于我，虽千百为辈，莫敢不尽与。臣窃以为今之患，正在于任法太过。是以为一定之制，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，甚可惜也。
方今之便，莫若使吏六考以上，皆得以名闻于吏部，吏部以其资考之远近，举官之众寡，而次第其名，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，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，岁终而奏之，以诏天子废置。度天下之吏，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，而增损其数，以所奏之等补之，及数而止，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，而无有一定之制。则天下之吏，不敢有必得之心，将自奋厉磨淬，以求闻于时。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，将不劳而自去。
然而议者必曰：法不一定，而以才之优劣为差，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。臣以为不然。夫法者，本以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，固将付之于人。昔者唐有天下，举进士者，群至于有司之门。唐之制，惟有司之信也。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，而习知其为人。至于一日之试，则固已不取也。唐之得人，于斯为盛。今以名闻于吏部者，每岁不过数十百人，使二三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，虽有失者，盖已寡矣。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，天下之人，必不可信。则夫一定之制，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。
【策别三】
其三曰决壅蔽。所贵乎朝廷清明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