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阙。子长病其然也（此后与《文苑》段落不同），于是革旧典，开新程，为纪为传，为表为志，首尾具叙述，表里相发明，庶为得中，将以垂不朽。自汉及今，代已更八，年几历千，其间贤人摩肩，史臣继踵，推今古之得失，论述作之利病，各耀闻见，竞夸才能，改其规模，殊其体统，传以相授，奉而遵行，而编年之史遂废，盖有以也。唯荀氏为《汉纪》，裴氏为《宋略》，强欲复古，皆为编年。然其善语嘉言，细事详说，所遗多矣，如览正史，方能备明。则其密漏得失，章章于是矣。今之作者，苟能遵纪传之体制，同《春秋》之是非，文敌迁、固，直如南、董，亦无上矣。傥舍源而事流，弃意而征迹，虽服仲尼之服，手绝麟之笔，等古人之章句，署王正之月日，谓之好古则可矣，顾其书何如哉？
东晋元魏正闰论
论曰：王者受命于天，作主于人，必大一统，明所授，所以正天下之位，一天下之心。舜传之尧，禹传之舜，以德禅者也；桀放于汤，受杀于武，以时合者也；秦灭二周，兼六国，以力成者也；汉革秦社稷，以义取者也。故自尧以降，或以德，或以时，或以力，或以义，承授如贯，终始可明虽殊厥迹，皆得其正。以及魏取于汉，晋得于魏，史策纪载，彰明可知，百王既通行，万代无异辞矣。惠帝无道，群胡乱华，晋之南迁，实曰元帝，与夫祖乙之圮耿，盘庚之徒亳，厉王之居彘，平王之避戎，其事同，其义一矣。而拓跋氏种实匈奴，来自幽代，袭有先王之桑梓，自为中国之位号。谓之灭耶，晋实未改；谓之禅耶，己无所传。而往之着书者有帝元，今之为录者皆闰晋，可谓失之远矣。或曰：“元之所据，中国也。”对曰：“所以为中国者，以礼义也；所谓夷狄者，无礼义也。岂系于地哉？杞用夷礼，杞即夷矣；子居九夷，夷不陋矣；沐纣之化，商士为顽人矣；因戎之迁，伊川为陆浑矣。非系于地也。晋之南渡，人物攸归，礼乐咸在，流风善政，史实存焉。魏氏恣其暴强，虐此中夏，斩伐之地，鸡犬无余，驱士女为肉蓠，委之戕杀，指衣冠为刍狗，逞其屠刈，种落繁炽，历年滋多。此而帝之，则天下之士，有蹈海而死，天下之人，有登山而饿，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？至于孝文，始用夏变夷，而易姓更法，将无及矣。且授受无所，谓之何哉？”又曰：“周继元，隋继周，国家之兴，实继隋氏，子谓是何？”对曰：“晋为宋，宋为齐，齐为梁，江陵之灭，则为周矣，陈氏自树而夺，无容于言。况隋兼江南，一天下而授之于我。故推而上，我受之隋，隋得之周，周取之梁，推梁而上，以至于尧舜，得天统矣。则陈奸于南，元闰于北，其不昭昭乎？其不昭昭乎！”
孟子荀子言性论
论曰：孟子曰“人之性善。”荀子曰“其善者伪也。”是于圣人，皆一偏之论也。推而言之，性之品有三：下愚、中人、上智是也。圣人言性之品亦有三：可上、可下、不移是也。黄帝生而神灵，幼而徇齐；文王在母不忧，在师不烦；后稷不坼不副，克岐克嶷之，谓上智矣。齐桓公以管仲辅之则理，以易牙辅之则乱；子夏出见纷华而悦，入闻仁义而乐之，谓中人矣。越椒之生，熊虎之状；叔鱼之生，溪壑之心，谓下愚矣。是故有生而恶者，得称性善乎哉？有生而善者，得称性恶乎载？故曰孟子、荀卿之言，其于圣人，皆一偏之说也。穷理尽性，惟圣人能之。宜乎微言绝而异端作，大义乖而偏说行。孟子大儒也，荀卿亦大儒也，是岂特开异门，故持曲辩哉？盖思有所未至明，有所不周耳。即二子之说，原其始而要其终，其于辅教化尊仁义，亦殊趋而一致，异派而同源也。何以明之？孟子以为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性之生善，由水之趋下，物诱于外，情动于中，然后之恶焉，是劝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。荀子曰：“人之生不知尊亲，长习于教，然后知焉；人之幼不知礼让，长习于教，然后知焉。”是劝人黜嗜欲求善良者也。一则举本而推末，一则自叶而流根，故曰二子之说，殊趋而一致，异派而同源也。虽然，孟子之心，以人性皆如尧舜，未至者斯勉矣；荀卿之言，以人之性皆如桀跖，则不及者斯怠矣。《书》曰：“唯人最灵。”《记》曰：“人生而静，感于物而动。”则轲之言，合经为多益，故为尤乎。
笃终论
生不能保七尺之躯，死何故隔一棺之土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，棺椁所以隔真。故桓司马不如速朽，季孙璠玙，比之暴骸；文公厚葬，《春秋》以为华元不臣；汉王孙亲土，《汉书》以为贤于秦始皇。夫葬者藏也，藏也者，欲人不得见也。而大为棺椁，备存器物，无异埋金路隅，而书表于上也。吾气绝之后，便即时服幅巾故衣，以籧篨裹尸，择不毛之地，穿坑下尺。平生之物，皆无自随，唯斋《孝经》一卷，示不忘孝。籧篨之外，便以亲土。若不如此，则冤悲没世，长为恨鬼。
《全唐文》卷六百八十七
狠石铭
狠石苍苍，骊山之傍。镵朴礲瘢，嶷然四方。昔秦皇帝，谋之不臧。七十万人，兹焉惶惶。发石此山，言础于坟。若有凭依，屹住中逵。淫刑蹴迫，人力无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