醉则拥赵瑟而歌，倦则枕宦者而卧，百年魂魄，徨牢落，寄末命于“安刘必勃”之一语，斯亦可哀已矣。
太史公曰：“上不易太子者，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”子房谏阻废立之深谋不能自遂，而借力于四人之口，语高帝不易太子之心事，不欲暴著而诡词于四人之羽翼。太史公妙于叙事，平直铺列阡陌，条然而不为。レ抉其所以，吾固曰四皓非隐者也。读史者心粗目短，不能酌时势，通事变，惊怖其疑神疑鬼而妄为之词，则世之愚儒也。斯人也，目论耳食，但晓一孔，往往掉书囊，摇笔管，取次而谋人之国家，呜呼！难矣哉。
【颜延年论】
宋沙门慧琳得幸文帝，参预权要，每升独榻，颜延年御前抗言：“三台之座，岂可使刑馀居之慧琳席？”人主之宠，权倾一时，延年片言挫辱，帝为变色而不少动，斯可谓气盖当世矣。
吾谓延年之斥慧琳深有所以。慧琳著《均圣论》，贬裁佛教；何承天著《达性论》，党比激扬。延年检驳往复，辞而辟之，文帝绌于正论，以延年为是，而不能无惑志于慧琳。琳既得志朝右，从风邪焰益张矣。延年不复与诤论，唱言刑馀以屈辱之，明挫黑衣之锋而暗摧白法之帜，正言若倒，正其弹驳，衡阳之本意耳。此一言也，于世法未免逆行，在佛法则为金刚折跋罗杵，慧琳已头破八分矣。时论谓延年之放达，不与独榻之荣，嫉琳而斥之，傅奕则取其毁辱沙门，居高识废除之列，彼两人者，皆不足道也。宣律师则曰：颜公遇佛，褒赞极多，刑馀之言，一时之贬耳。不察其诡词激论护法之深心，而趣举其生平通佛解脱于谤僧毁法之条，仅免与慧琳同科议辟，是岂知延年者哉？
余读《弘明》二集，推明远公抗论枝柱桓玄，与延年抨击慧琳二案，皆、宣二公所未发者。古德立论，专主于尊。三宝扶末法，若老吏执三尺，不容有只字出入。若夫受佛付嘱，住济通济，守正示权，摄持互用，则儒者方隅之见，或于义门教网之中，侧出而旁通焉。安知两公常寂光中，不为熙恬微笑耶？
【释迦方志辨】
元儒有吴莱立夫者，援据班氏《汉书》，抉レ宣律师释迦方志，与前史不合而阴肆其排佛之词，其言可谓辨矣。余撮略其要，大端有二：
一则曰塞王即释种也，与乌孙大月氏俱祁连天山间小国。匈奴攻大月氏，大月氏西破塞王，居其地，而塞王南君宾释种分散，故乌孙氏有塞种、大月氏种，而休循、捐笃国绝小，本故塞种。捐笃即身毒、天竺之别名也。莱之意谓身毒为葱岭西小国，释种分散，迁徙不常，不若方志所云中土大国也。以前史覆考之前书曰：塞种分散，往往为数国，自疏勒以西，休循捐笃之属，皆塞种也。《后书》曰：从月支高附国以西，南至西海，东至ひ起国，皆身毒之地。别城数百，别国数十，俱以身毒为名。”故知休循、捐笃皆在别城别国之列，而莱以休循、捐笃当身毒者，误也。塞王为大月氏所逐南君宾，宾今北印度地。杜钦曰：县度之厄，非宾之所能越。故史又云：塞王，南越县度也，宾，大国也。而塞王君之安得与休循、捐毒俱为葱岭西之小国乎？大月氏据大夏，后分五部翎侯，既而五翎侯并为一，悉有宾之地。复灭天竺，则天竺、宾在县度之外，非休循、捐笃审矣。莱之所以没而不书也。
二则曰乌孙所治赤谷，本塞王故国，而身毒，塞种之捐毒也。捐毒治衍敦谷西，北至大宛，西至大夏，故大夏贾人云：在其东南可数千里。而张骞度去蜀不远，其实则一国也。莱之意谓身毒在大夏东南，贾人虚张里数至于数千以夸汉使耳。不若方志中所云中天竺至震旦，五万八千里也。若然，则休循治葱岭，西去长安万二千二百一十里，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。捐笃在疏勒南，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，去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，出玉门过铁关，可以计日而至，何以张骞建议之后，问使四道并出，指求身毒而终莫得通乎？中印度之境，西域记所载，凡历二十九国，莱据《张骞传》中语，以臆断之曰：一国而已，彼所历二十九国者，皆鬼国乎？所遇之人，国王则戒日，大德则戒贤辈，皆鬼人乎？所得经论，二十匹马负而至者，皆虫书鸟言乎？汉建元之世，成光子从鸟鼠山穷于达亲，定其道里曰中天竺四至之地，各五万八千里。何承天通晓历术，而沙门惠严圭影，指天竺为天地之中。承天卒，无以抗此，亦莱之所诃僧徒自为之说者乎？
要而言之，汉史之所载者，张骞、甘英两家之记录而已。张骞所至者，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，而身毒之近蜀，以邛竹蜀布，意之穷河源而恶睹昆仑？太史公已致讥矣。甘英抵条支而历安息，临西海以望大秦，法显智猛度梯飞，过辛头河，九译所记，皆曰汉之张骞、甘英所不至也。元魏之遣黄琬，隋之遣裴矩，图志存录，往往得之傍国传闻，而史又云事多亡失，神僧开士，往返月邦，显法师创辟荒涂，奘法师中开正路。国土道路，了然指掌。王溥之《会要》，刘句之《旧书》，掌故具在，方志之作，不征信于兹而谁征谁信乎？以宣律师之精严戒律，行道则天人捧足，序经则韦天交报，而疑其掇拾绮语，铺张释门，亦浅之乎？知律师也，其数称引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