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号，不行于中国，而仅存于国史。牒文所从，据其降赦之文；国史所书，纪其改元之实。固可以互考也。叶隆礼《契丹国志》以是年为会同十一年。隆礼之志，成于淳熙中。《辽史》未入中国，其舛误不可枚举。徐无党注欧阳史，以谓契丹年号，诸家舛谬非一，莫可考正。因是牒以考之，则益信矣。
江阴李君贯之，博雅好古，丛书蠹简，每遇之，无不藏┑。出二牒以示余，命为之跋尾。余学殖既鲜，又善遗忘，略疏其概，以复于贯之，贯之幸悉举所闻以改焉。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。
（再书钱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后）
往余为江阴李贯之考钱塘大慈山、甘露院二牒，距今七年矣。治平二年四月之牒，韩魏公为宰相，书衔而不姓。曾鲁公为次相，欧阳文忠、赵康靖为执政，则署姓而不名。余未及深考，第据魏公《安阳集》二年乙巳夏仁庙终祥累申前请，遂妄谓魏公之不署姓，或以杜门乞休，不赴都堂之故，而非敢以为允也。今年偶读王明清《挥麈录》云：明清尝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进状一纸于梁才甫家，宰执书臣而不姓，且花押而不书名，以岁月考之，则韩魏公、曾鲁公、欧阳文忠、赵康靖作相、参时也。但不晓不名之义。后阅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本朝要事对禀，常事拟进，画可然后施行，谓之熟状。事速不及待报，则先行下，具制草奏知，谓之进草。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，他执政具姓名，进草即黄纸书，宰相执政皆于状背押字。始悟其理，不知今又何如耳。明清所得进状，与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间，四公作相、参之日。甘露院之牒，盖中书门下奉敕赐额，令本州翻录，降付逐寺院者也。读明清之录，考其所谓熟状进草者，是牒盖亦熟状之遗。而宰执皆不名，则宋朝故事如此也。及考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，则云：唐诰敕，宰相书名者，皆不书姓，惟单名则书姓。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，不待书姓而见。国朝虽单名亦不书姓，他执政则书，所以异宰相之礼也，梦得所记宰相不署姓之故，视存中为详，如魏公正所谓单名不书姓者也。诰敕不书姓，则其见于文牒者，又可知也。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为宋之故事，而以臆考之，微《挥麈录》诸书，则余之误谁与是正？然是时，曾鲁公实为次相，而与二执政同署姓，则知宰相之不署姓，不独异于执政，抑亦异于次相也。以是牒推之，又可以补梦得之所未备也。存中又记中书札子宰相押字在上，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，枢密院札子枢长押字在下，副贰以次向上，以此为别。是牒之书衔，系于年月之后，先左右参，次次相，又次宰相，盖以后为尊，而不别行。是知文牒之行于下者，其制又与札子异也。治平去今五百六十余年，故纸敝牍，使人摩娑不忍置。文献之不可以无征，岂不信哉！
余学问春驳，不审于阙疑慎言之训，是以有向者之误。今既已知之，不敢涂窜以自盖也，庸敢备书以诒贯之，俾附于是牒之后。虽然，自时厥后，有所弋获，尚当次第书之。贯之老而好学，故知不以我为赘也。天启六年四月。
（记温国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后）
天启壬戌，得司马文正公神道碑刻于长安肆中，纸敝墨渝，深加宝重。而又窃怪其不盛行于世也，遂命良工装潢，属友人程孟阳题而藏诸箧衍。后三年乙丑，被放归田，读元人程钜夫集《温公墓碑老杏图诗序》曰：公之墓碑，仆于群忄佥之日，而断碑之隙，有杏生焉。金皇统间，夏邑王令，建祠修复。老杏迄今二百余年矣，白云翁家与之邻，益用封殖。皇庆之元，翁为平章政事，出所绘图及修复之碑，使广平程某序之。钜夫之序所谓夏邑王令者，寿春王廷直，金皇统间夏邑令也。白云翁者，元平章察罕也。钜夫记修复事颇略，然有以知其出于磨泐之后，而碑之传于世者为不易也。考于《通志》，得廷直所自记曰：绍圣间仆温公墓碑而磨其文。靖康复公官爵，欲再立而未暇。迄今五十余年，埋之深土，毁灭亏漫，不传于世。天眷有德，乃生杏树一株于碑座龟趺之侧，枝屈蟠，春花夏实。廷直以皇统戊辰秋八月行令夏台，问诸守僧圆真，访得旧本于公曾侄孙曰作曰通之家，命工刊模，碑面穴隙，不可镌磨，碑阴碎裂，间实以土，盖初仆时自龟而上推扑使然也。欲别选巨石作丰碑，则又无大葬时朝廷物力。公族侄孙绮曰：不若横碑作小段而模立之，则龟杏不损，后之人知其异焉。因斫碑而为四，额一，跋一，共六石。僧法洪率阖邑僧院，咸出赀助之。圆真又出私帑，于坟院法堂之后，设堂以祀公，置碑石焉，号曰温公神道碑堂。此皇统修复之始末也。余初得此碑凡四纸，纵长丈余，横半之，与斫碑为四之说符合，为皇统时所修复无疑也。余所存者，四石而已，其额与跋皆不可考矣。然而是碑也，仆于宋，复于金，龟趺之仅存，老杏之封殖，皆有鬼神护持。而余乃幸而得之，又岂易哉！余又谨按：公以元元年九月卒于位，二圣亲临其丧。哲宗再遣使诏其孤康，又遣大臣谕指，俾夺遗命，从官葬。命入内。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驿诣涑水，相地卜宅。于是以十月甲午掘圹，发陕、解、蒲、华四州卒穿土。复选尚方百工为葬具。十月复命。公从子富提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