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不在夫杜鹃真有无也。案杜克逊事，《新旧》两书俱无可考。严武在东川之后，节制东川者，李奂、张献诚也。其以梓州反者，段子璋也。梓州刺史见杜集者，有李梓州、杨梓州、章梓州，未闻有杜也。既曰讥当时刺史，不应以严武并列也。逆节之臣，前有段子璋，后有崔旰、杨子琳，不当舍之而刺涪、万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。所谓杜克逊者，既不见史传，则亦子虚亡是之流，出后人伪撰耳，其文义舛错鄙倍，必非东坡之言。世所传《志林》诸书，多出妄庸人假托，如伪苏注之类，而无识者误编之集中也。黄鹤本载旧本题注云：上皇幸蜀还，肃宗用李辅国谋，迁之西内，上皇悒悒而崩。此诗感是而作。详味此诗，仍以旧注为是。
（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）
身许双峰寺，门求七祖禅。
鲍钦止注引《传灯录》云：北宗神秀禅师，其门人普寂立其师为六祖，而自称七祖。李华《大德云禅师碑》：自菩提达摩降及大禅师，七叶相承，谓之七祖。心法传示，为最上乘。又《中岳越禅师记》：摩诃达摩七叶至大禅师。按《旧书》神秀弟子普寂，号大禅师，则所谓七祖者大也。而此诗之意不然。自南北分宗，荷泽会序宗派，从如来下西域震旦凡六祖。房作《六叶图序》，于是曹溪之禅法大行。北宗门人，遂立其师为六祖，以攘曹溪之统。大以中宗制统神秀法众，都城传教，二十余年。如卢奕者，咸附寂以排会，故有七祖之称，而识者或未之许也。公盖与房次律辈咸归心于南宗者，故曰“身许双峰寺”，门求七祖禅。身之所许者如此，心之所求者如此，其归心于曹溪可知矣。大鉴之门，付嘱最亲，称孔门之颜子者，无如荷泽。法嗣最广，称曹溪之冢子者，无如南岳，皆不称七祖。曹溪之后，南岳、青原，是分五家，斥荷泽为知解宗徒，亦不称七祖。独孤及《三祖碑》云：能公退老于曹溪，其嗣无闻。秀公传普寂，门徒万，升堂者六十三。盖大鉴之后，衣止不传，亦不立七祖，其师门之规矩如此，所以息斗诤于北宗，定师传于五叶也。故曰“门求七祖禅”，又曰余亦师粲、可。公之为法门眼目者微矣。
（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）
四登会府地，三掌华阳兵。
按：《旧书 严武传》：武初以御史中丞出为绵州刺史，迁东川节度使，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，充剑南节度使，三迁黄门侍郎，拜成都尹，充剑南节度等使。杜诗所谓三掌华阳兵，主恩前后三持节者是也。惟史于武传不记其迁拜出镇之岁月，而两川之分合，《新》《旧》书志、表与诸书互异，莫能归一。余详考之，两川之分也，《旧书 地理志》云：至德二载十月，玄宗驾回西京，改蜀郡为都府，长史为尹，又分剑南西川、东川各置节度使。《新书 方镇表》亦同。而《唐会要》则云：上元元年二月，分为两川。《会要》误也。先是称剑南节度，至是更号西川节度兼成都尹。乾元二年，以裴冕为之令。两川分于上元，则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？武传载上皇诰合剑两川为一道。余谓合两川非上皇诰，而分两川乃上皇诰。盖西内之后，上皇之诰不行久矣。此史误也。《图经》云：至德二载，明皇幸蜀，始分剑南为东西二川，西川治益州，东川治梓州。此其证也。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贬州刺史，未久而节度东川。上元二年，段子璋反，东川节度使李奂败奔成都。武自东川入朝，当在奂前。然则武之初镇，盖在乾元、上元之间也。两川之合也，《旧书》志以为广德元年，《新书》表以为广德二年，《唐会要》则以广德二年正月八日。盖皆在武三镇之时。《旧书》武传云：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，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，充剑南节度使。则合两川在武再镇之日。余谓《旧书》武传是，而志表诸书皆非也。案《高传》：剑南自玄宗还京后，于绵、益二州各置一节度。因出西山《三城置戍论》之疏奏，不纳。后绵州副使段子璋反，崔光远不能戢军，以代光远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使。以传考之。论罢西川节度，乃在子璋未反之前。及子璋反，李奂败，而光远不能兼制东川，故朝廷用前论，合两川为一而罢东川也。光远之罢也，武实代之。武召入，以代。失西山三州，又以武代。实代武，而武又代，谓代光远者误也。赵《玉垒记》曰：上元二年，东剑段子璋反，李奂走成都，崔光远命花惊定平之，纵兵剽掠士女，至断腕取金，监军按其罪。冬十月恚死。其月，廷命严武。此武代光远之证。宝应元年，杜有《严中丞见过》诗曰：“川合东西瞻使节。”系曰：自东川除西川，敕令两川都节制。此武再镇时合两川之证也。李奂虽重有节度，亦不能久于东川，何自奂后直至张献诚，无一人除东川者乎？故曰《旧书》武传是而他皆非也。若大历初复分两川，《旧书》云：在崔宁镇蜀之后。而《方镇表》以为元年。《会要》及卢求《成都记序》以为二年正月。按元年杜鸿渐表张献诚以山南西道兼领东川，至二年而始定。此又当以《旧书》《会要》为是也。《旧书》既失之不详，多所抵牾，而《通鉴》则尤为舂驳，武之初镇，《通鉴》既失载，而再镇则载于宝应元年六月，是年四月，召武入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