具在，大抵明白正大，光明俊伟，如三光之烛幽，如五谷之疗饥。何尝如后之人寻行数墨，祭獭点鬼，以剽贼斗俪为能事哉？鲲庭之文，取材博，抒意远，筹策安危，激劝忠义，其光熊熊然，其文然。盖有意为庭益、伯安之文，而非近代之文也。顷者奴寇交讧，南北间阻。士大夫相向辄攒眉ソ手，有无人之叹。夫所谓士大夫者，皆国家之人也。平居持利禄，养声势，岂不项背相望。一旦缓急，则曰无人。不知其自视须眉面目，果何等耶？廷益、伯安，亦犹人耳，果有四目两口三头八臂耶？鲲庭知廷益、伯安之文，则当为廷益、伯安之人。敌王忾而雪国恤，横竖侧出，自附于两公之后，吾深有望焉。鲲庭祥琴不远，将出而谋国，余为叙其文以勉之，庶几邹长倩之所以遗公孙次卿者。若绕朝之赠士会，曰子无谓秦无人，则非余之所敢也。
（《南征吟小》引）
睢阳袁伯应，以名臣之子，牵丝郎署，负文武大略，博雅好古，散华落藻，轩问俗，戎车出塞，山水登临，友朋谈燕，揽采风物，伸写情性，所至必有诗。而其诗高华鸿菀，苍老沈郁，亦与境而俱变。当其督饷辽左，历览关塞，指顾毳幕，筹策表饵，欲以尺组系单于，故其诗纵横顿挫，若田僧超临阵作《壮士歌》，使人有车驰马骤、投石横草之思。已而休沐里居，捍御孤城，扌耆拄强寇，主忧臣辱，以四郊多垒为耻，故其诗凄清悄厉，若刘越石登楼长啸，使人有云深月近，裹创饮血之恐。至其榷关南国，登车奉使，江南佳丽之地，风声文物，与其才情互相映带，而羽书之旁午，民力之凋敝，持筹蒿目，又迸逼于胸中。故其为诗曲而中，婉而多风，古人感怀讽谕缠绵恻怆之致，往往交惊杂作。
语曰：登高能赋，可为大夫。其伯应之谓乎？榷政告竣，颂声塞途。关中警急，秉钺者急需戡定之才。君且奉简书，驱车以往，则其诗当益雄。昔杜子美天宝入蜀，思秦中之盛而痛其陷没，《秋兴》诸篇，至今令人流涕。今长安关河四塞，自古帝王之州，一旦为蚁贼残破，伯应之忧愤，视子美又何如？韩退之从裴晋公蔡州归，师次潼关，有“日出潼关四面开，相公亲破蔡州回”之句。古人文士，咸为吐气。上方临遣授钺，如晋公故事，伯应其将有雄篇丽句，继退之而作乎？余将Г笔以和焉。
（《纯师集》序）
太末余子式如，矫志学古，采缉古人之文，自东周至南宋，凡十二卷。其撰集之法，取衷于西山、叠山、迂斋三君子，以考镜古今政治，兴亡得失，崇奖忠孝，激劝志义为指要。而风云月露，留连光景之作，皆不与焉。夫文章者，天地之元气也。忠臣志士之文章，与日月争光，与天地俱磨灭。然其出也，往往在阳九百六、沦亡颠覆之时。宇宙偏之运，与人心愤盈之气，相与轧磨薄射，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。有战国之乱，则有屈原之《楚词》；有三国之乱，则有诸葛武侯之《出师表》；有南北宋、金、元之乱，则有李伯纪之奏议、文履善之《指南集》。忠臣志士之气日昌，文章之流传者，使小夫妇孺俳优走卒，皆为之徘徊吟咀，欷感泣。而夷考其时，君父为何人，天下国家之事为何如？呜呼！尚忍言之哉！《诗》不云乎：“有卷者阿，飘风自南。岂弟君子，来游来歌，以矢其音。”又不云乎：“凤皇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序曰：召康公戒成王，言求贤用吉士也。《假乐》曰嘉，《洞酌》《卷阿》曰戒，过此而《民劳》《板》《荡》之什作矣。此亦余子之所以抚卷而三叹者也。
（孙子长诗引）
本朝吴中之诗，一盛于高、杨，再盛于沈、唐，士多翕清ゑ鲜，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。然往往好随俗尚同，不能踔厉特出，亦土风使然也。徐昌，江左之逸才也。一见李献吉，阳浮慕之，几欲北面，至今为诸伧口实。皇甫子循歌诗婉丽，晚年盛称嘉靖七子，非中心好之，屈折于其声光气焰耳。迩来吴声不竞，南辱于楚。苍蝇之声，发于蚯蚓之窍，比屋而是。求所谓长江广流，绵绵徐游者，未之有也。夫声音之道，与元气变化。木客之清吟，幽独之隐壁，非不幽清凄怆也，向令被之弦歌，奏之于通都大邑，令子野、季札之伦，侧耳而听之，其以为何如哉？
里中孙子长，刻其诗数百篇，名《雪屋集》，含咀宫商，组唐纬宋，缘情匠意，而不屑为今日之吴声，可谓踔厉特出者也。昔吾吴吴文定公为举子时，已有词赋名。天上玉堂之诗，流传馆阁，李文正以为美谭。子长之年，少于文定，其诗篇流传尤蚤。余老且废，不能为子长长价，姑引其端以告于世之为文正者。
（冯已苍诗序）
吾党冯生已苍，早谢举子业，枕经藉史，肆志千古。其为学尤专于诗，其治诗尤长于搜讨遗佚，编削讹缪。一言之错互，一字之异同，必进而抉其遁隐，辨其根核。当其朽编断简，纷披狼藉，鲁鱼点定，青丹勾抹，梦梦然若未视也，伥伥然若有求而弗得也。
已而疑滞通，胶午释，忽然而睡，焕然而兴，若逐寇者之得首虏也，若案盗者之获赃证也。盖本朝之论诗，所推专门肉谱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