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吾所闻高人逸民，此两人者。其庶几乎？以言、孺子之诗，皆不甚传于世，使人想像其流风于清泉茂林之间。后有知六长者，游于虞山，问六长之侨寓而征其诗，附于以言、孺子之后；斯亦虞山之美谭乎？刻成以示念台曰：余之所以题目六长者如此。
（戴初士文集序）
萧伯玉叙初士之诗，以宣州诸葛笔自况，谓二管之外，别无常笔以应柳诚悬之别求，不如初士之才，随地而出，予取予求而无不有之也。伯玉心折于初士，而厚自矜重其作，故其言如此。吾以为善言初士之诗文者，宜莫如伯玉。初士夙承家学，掉鞅词坛，感慨立节，千里颂声。世之予取予求，不啻如诸葛之笔，而其望而走集者，亦岂必皆右军、诚悬。假令厚自矜重，必待右军、诚悬而后畀之以善笔，譬之寻锦丈帛，非不盖丽，用以衣被天下，其可得乎？初士才气横溢，词源倒流，如喷泉之涌出，如龙气之腾上，袖可以代笔，发可以墨，三钱鸡毛笔可以纵横挥洒。葛洪有言：“庙堂之上，高文典册用相如；军书旁午，羽檄交驰用枚皋。”伯玉之与初士相为则两伤，偏至则双美。故曰：善言初士者，宜莫如伯玉也。虽然，伯玉亦闻诚悬之论笔乎？毫管甚佳，出锋太短，伤于劲硬。所要优柔，出锋须长，择毫须细。锋长则洪润自繇，毛细则点画无失。此善喻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隐、桓之际则章。太史公亦曰：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。”盖宽饶、杨恽之徒，以语言文字得祸者，锋短而毫劲之故也。初士抱长沙、忠州之志，其言多指陈时政，流涕太息，其大指归于明主德、颂相业，以忠君忧国为能事。定交而求，易心而语，殆有得于锋长毛细之谕乎？他日高门省户，出入讽议，题薰风之诗，而效正笔之谏，置宣州二管于退冢，曰毛锥子安足用也？伯玉之所以相况者，又将何如？
（《秋怀倡和诗》序）
钱塘卓方水作《秋怀诗》十七首，桐乡孙子度从而和之。二子者，高才不偶，坎失职，皆秋士也。读其诗，其襟期志气，如秋天之高，月之明，而水之清也；其摅英散馥，如白云之在天，而黄菊之始华也；其寥戾奔放，如朔雁之叫远空；而沉吟凄断，则蟋蟀之警机杼也。读之再四，徘徊吟咀，凄然泣下，信二子之深于秋也。方水不鄙余，抠衣而请益。余告之曰：子读韩退之之《秋怀》乎？叹秋夜之不晨，悼萧兰之共悴，此悲秋者之所同也。“清晓卷书坐，南山见高棱。归愚识夷涂，汲古得修绠”。此四言者，退之之为退之，俨然在焉，亦思所以求而得之乎？夫悲忧穷蹇，蛩吟而虫吊者，今人之秋怀也。悠悠，畏天而悲人者，退之之秋怀也。求秋怀于退之，而退之之秋怀在焉；求退之于秋怀，而退之在焉。则夫为二子者，自此远矣！退之不云乎！志乎古，必遗乎今，吾诚乐而悲之；夫志乎古者，未有不遗乎今；未有不遗乎今而能志乎古者也。今之人秋怀今也，二子之秋怀亦今也，吾愿二子之遗之也。吾诚与二子乐而悲之，且亟称其人以劝焉。
（重刻《东壁遗稿》序）
吴郡祝希哲序其表弟蒋秀才焘梦召记紫府琼台之事，与玉溪生传李长吉死时事合。长吉死七百有余年，其歌诗盛传于世。而焘之所存者，科举论策之文而已。微希哲，世几不知有焘。於戏！斯尤穷矣。玉溪生之传贺，感叹于世之才而奇者，帝独重之，而人反不重也。则所谓天上差乐者信耶？焘之所就，远不逮贺，而亦以作记召，帝之怜才也，殆有甚于昔耶？取士之法，诗赋举业代变，帝之所耆好，亦因时代殊耶？陆鲁望言：“攻诗者抉レ刻削，以暴天物，故天致之罚。”以言乎长吉诸人则可矣。焘攻举子业，未尝有抉レ刻削之能事，而帝不予之年，破胎杀卵，是天自为暴也，谁罚之耶？然焘不幸蚤死，获以其名配贺于七百余年之后，斯帝之所以私焘者耶？帝不右焘，而希哲能使其名立，文人之笔能与帝争耶？於乎！是皆不可得而知也。焘之从孙钅黄，字公鸣，重刻焘所著《东壁遗稿》，而属余序之，曰：“以永焘也。”公鸣有逸才，殆所谓奴仆命《骚》者，它日为楚《骚》序，列长吉与焘之事，呵问上帝，流传人间，则所以永焘者，或不尽乎此。
（钱集之遗稿序）
自唐玉溪生为《李长吉传》，载绯衣人召记白玉楼之事。后七百余年，而吴郡祝允明序其中表蒋焘秀才所谓召记紫府琼台者，与长吉死时略相类。余尝叙焘遗稿，以谓焘所业者，皆科举论策之文，何足以侔于长吉，而帝亦重之如是。岂帝之嗜好，亦与时下上耶！不然，则亦佛氏所谓宿习余因，固不可以一世论也。今年丹徒钱密纬氏以其子集之之遗文属余，余论而悲之。
集之之年，不能逮长吉，戛戛科举之业，以焚膏继晷之余，作为辞赋，故其所存者止于如此。然其于焘，则不啻过之矣。集之临终正定，泊然委世，无奇怪之迹，可称于世。然人之精英秀特者，必不为草亡木卒，与凡物澌尽，其为帝之所才，在玉楼紫府之间，宜无疑也。密纬肆力于辞赋，潘江陆海，沾丐一时。集之羁贯轩翥，海内艳称之以为王叔师、文考再见于世。叔师欲为《鲁灵光殿赋》，使文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