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故歌咏之；歌咏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。”康亦曰：“复之不足，则吟咏以肆志；吟咏之不足，则寄言以广意。”傅仲武《舞赋》云：“歌以咏言，舞以尽意。论其诗不如听其声，听其声不如察其形。”以意尽于舞，形察于声也。由此言之，有声之不如无声也审矣，尽言之不如尽意又审矣。然则谓手为无声，谓手为不能吟亦可。唯不能吟，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，其为自然何可加者，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？吾又以是观之，同一琴也，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，声何夸也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，声何惨也？琴自一耳，心固殊也。心殊则手殊，手殊则声殊，何莫非自然者，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？而谓彼声自然，此声不出于自然可乎？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，钟子听弦而知流水，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（兢），盖自然之道，得手应心．其妙固若此也。
幽愤诗
康诣狱明安无罪，此义之至难看也，诗中多自责之辞，何哉？若果当自责，此时而后自责，晚矣，是畏死也。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，又复畏死而自责，吾不知之矣。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为义者，是故终其身乐义而忘死，则此死固康之所快也，何以自责为也？亦犹世人畏死而不敢为义者，终其身宁无义而自不肯以义而为朋友死也，则亦无自责时矣。朋友君臣，莫不皆然。世未有托孤寄命之臣，既许以死，乃临死而自责者。“好善暗人”之云，岂别有所指而非以指吕安乎否耶？当时太学生三千人，同日伏阙上书，以为康请，则康益可以死而无责矣。钟会以反虏乘机害康，岂康尚未之知，而犹欲颐性养寿，改弦易辙于山阿岩岫之间耶？此岂嵇康颐性养寿时也？余谓叔夜何如人也，临终奏《广陵散》，必无此纷坛自责，错谬幸生之贱态，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，览者自能辩之。
酒德颂
《法言》曰：“螟岭之子，蜾赢祝之曰：“类我类我’，久则肖之矣。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。”李轨曰：“螟岭涉，蜾惠峰虫′虫无子，取涉蔽而殪之，幽而养之，祝曰‘类我’，久则化成蜂虫矣。”此颂唯结语独新妙，非《法言》引用意，读者详之！今人言养子为螟蛉子即此。然则道学先生、礼法俗士，举皆蜂虫之螟蛉于哉！犹自谓二豪，悲欤！
思旧赋
向秀《恩旧赋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。夫康之才之技，亦今古所有；但其人品气骨，则古今所希也。岂秀方图自全，不敢尽耶？则此赋可无作也，旧亦可无尔思矣。秀后康死，不知复活几年，今日俱安在也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，而秀则已矣，谁复更思秀者，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！且李斯叹东门，比拟亦大不伦。“竹林七贤”，此为最无骨头者，莫曰先辈初无臧贬“七贤”者也。
杨升庵集
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。夫古之圣贤，其生也不易，其死也不易。生不易，故生而人皆仰；死不易，故死而人尔思。于是乎前面生者，犹冀有待于后世；后而生者，又每叹恨于后时；同时而生者，又每每比之如附骥，比之如附青云。则圣贤之生死固大矣。
余读先生文集，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。遍阅诸序文，而序文又不载。此盖以为序人之文，只宜称赞其文云耳，亦犹序学道者必大其道，叙功业者必大其功，叙人品者必表扬其古，而岂知其不然乎？盖所谓文集者，谓其人之文的然必可传于后世，然后集而传之也。
则其人之文当皎然如日星之炳焕，凡有目者能睹之矣，而又何籍于叙赞乎？彼叙赞不已赘乎？
况其人或未必能文，则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传，面遂赞而序之以传也？故愚尝谓世之叙文者多，其无识孙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显其父祖耳。不然，则其势之不容以不请，而又不容以不文辞者也。夫文而待人以传，则其文可知也，将谁传之也？若其不敢不请，又不敢辞，则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，与生平之次第，使读者有考焉斯善矣。
吁！先生人品如此，道德如此，才望如此，而终身不得一试，故发之于文，无一体不备，亦无备不造，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，况后人哉！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，欲考其生卒始末，履历之详，如昔人所谓年谱者，时时置几案间，俨然如游其门，蹑而从之。而序集皆不载，以故恨也。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，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，尤可笑矣！
蜻蛉谣
古今人情一也，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。某也从少至老，原情论势，不见有一人同者，故余每每惊讶，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！夫人性不甚相远，而余独不同，非不祥而何？余初仕时，亲见南倭、北虏之乱矣；最后入滇，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。大概读书食禄之家，意见皆同，以余所见质之，不以为狂，则以为可杀也。今读先生集，记姜公事。姜公之心正与余合，而先生取之如此，则知先生唯不用，用必为姜公无疑矣。生虽后时，见符前哲，亦可以证余生之非不样也。因喜录此。
唐贵梅传
升庵先生《孝烈妇唐贵梅传》曰：“烈妇姓唐，名贵梅，池州贵池人也。笄年适朱，夫贫且弱。有老姑者，悍而淫，少与徽州富商有私。弘治中，富商复至池，见妇悦之，密以金帛赂姑。姑利其有，诲妇淫者以百数，弗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