称东南海矣°东即南越地，今其治为南海郡，尽以为正南之海矣，不知闽、广壤接，亦仅可谓之东南胡。
由此观之，正西元海也，正北无海也，正南无海也，西北、西南以至东北皆无海，则仅仅正东与东南角一带胡，又岂但不知西海所在耶！
且今天下之水皆从西出，西水莫大于江、汉。江有四：有从岷来者，有从沱来者，有从黑、白二水来者。汉有二：有从皤冢来者，有从西和徼外来者。此皆川中之水，今之所指以谓正西是也。水又莫大于黄河，黄河经过昆仑。昆仑乃西蕃地，是亦西也。虽云南之地，今皆指以为西南，然云南之水尽流从川中出，则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∵者水之所泻，流之所始，而东西一海咸受之，则海决在下流之处，云南、四川、山、陕等去海甚远，皆可知也。云南、川、陕之外，其地更高，又可知也。不然，何以不顺流而西，往彼西海，而乃迢递逶迤尽向东南行耶？则知以四川为正西者，亦就四方之势概言之耳。今云南三宣府之外，有过洋阔机大布，道自海上来者，此布我闽中趁之，则云南旋绕而东，又与福建同海。则云南只可谓之东南，而不得谓之西南，又可知矣。吾以是观之，正南之地尚未载之舆图，况西南耶？故余谓据今人所历之地势而论之，尚少正南与西南、正西与西北、正北与北东诸处者，以不见有菏卜之也。以天下三大水皆从川中出卜之，而知其难以复寻西海于今之世也。西海既不可寻，则又何名何从而祀海也？然则丘文庄欲祀北海于京之东北，杨升庵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，皆无义矣，其谁享之？呜呼！观于四海之说，而后知世人之所见者小也，况四海之外哉！
八物
尝谓君子无怨，唯小人有之；君子有德必报德，而小人无之。夫君子非无怨也，不报怨也；非不报怨也，以直报怨也。苟其人可恶而可去，则报之以可恶可去之道焉；苟其人可好而可用，则报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。其恶而去之也，好而用之也，直也，合天下之公是也。
其或天下不知恶而去之、好而用之也，而君子亦必去之、必用之，是亦直也，合天下之公理也。夫是之谓“以直”。既谓之直，则虽无怨于我者，亦必如是报之矣，则虽谓圣人未尝报怨焉亦可也。若曰“以德报怨”，则有心矣，作伪矣，圣人不为也。至于人之有德于我者，则志在必报，虽以圣人为有心，为私厚，不计矣。何也？圣人义重者也。义重故可以托孤，而况托知己之孤乎？义重故可以寄命，而况寄有德之命乎？故曰“以德报德”。唯其人有必报之德，此世道所以攸赖，国家所以有托，纲常所以不坠，人伦所以不灭也。若小人非不报德也，可报则报，不可报则亦已而勿报，顾他日所值何如耳。苟祸患及身，则百计推托，逃避无影矣，虽有德，将安知乎？唯有报怨一念，则终始不替。然苟势盛于我，财多于我，我又可藉之以行立，则怨反为德，又其常也。盖十百千万咸如斯也。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。故观君子小人者，唯观其报怨报德之间而已。故余尝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，而时时对人言之不省也。除此之外，君子小人有何分别乎？吾见在小人者更为伶俐而可用也。
或曰：“先生既如此说矣，何先生之待小人也过严，而恶恶执怨也反过甚乎？”余曰：“不然，我之恶恶虽严，然非实察其心术之微，则不敢有恶也。纵已恶其人，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，或又有片行之当焉，则我之旧怨尽除，而亲爱又随之矣。若其人果贤，则初未尝不称道其贤，而欲其亟用之也。何也？天之生才实难，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，易敢怨也？是以人虽怨我，而欲害我报我者终少，则以我心之直故也。”
或曰：“先生之爱才诚然矣，然其始也取人太广，爱人太骤，其既也弃人太急，而终之收录入也亦太狭。曷不论定而后赏，勿以始广而终狭乎？”吁！不然也。夫人实难知，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，是故则见以为广，而真才难得，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，是故则见以为狭耳。若其人眼即得，无复疑似，则终身不忒，（始）（如）丘长孺、周友山、梅衡湘者，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，不待再试也。如杨定见，如刘近城，非至今相随不舍，吾犹未敢信也。直至今日患难如一，利害如一，毁谤如一，然后知其终不肯畔我以去。夫如是，则余之广取也固宜。设余不广取，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？夫近城笃实人也，自不容以有二心；杨定见有气人也，故眼中亦郴可一世之士。夫此二人，皆麻城人也。友山麻城人，而麻城人不知之也。衡湘麻城人，而麻城人不知之也。若丘长孺之在麻城，则麻城诸俗恶辈直视之为败家之子矣。吾谓周友山则世之所称布帛菽粟是也，其不知也宜也。梅衡湘则古今所称伯乐之千里马，王武子之八百骏是也，其不知也亦宜也。若丘长孺虽无益于世，然不可不谓之麒麟凤凰、瑞兰芝草也。据长孺之为人，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，虽至痛之妻儿亦靠他不得也。盖但妻儿靠不得，虽自己之身亦终靠他不得。其为无用极矣。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笃生，未易材者也。观其不可得而亲疏敬慢也，是岂寻橙伦可比耶！故余每以麟凤芝兰拟之，非过也。若杨定见二子者，譬则楼台殿阁，未易动摇，有足贵者。且高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