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圣之训可乎？翻思此等，反不如市井小夫，身履是事，口便说是事，作生意者但说生意，力田作者但说力田，凿凿有味，真有德之言，令人听之忘厌倦矣。
夫孔子所云言顾行者，何也？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，盖真未之能，非假谦也。
人生世间，惟是四者终身用之，安有尽期。若谓我能，则自止而不复有进矣。圣人知此最难尽，故自谓未能。已实未能，则说我不能，是言顾其行也。说我未能，实是不能，是行顾其言也。故为，故为有恒，故为主忠信，故为毋自欺，故为真圣人耳。不似今人全不知己之未能，而务以此四者责人教人。所求于人者重，而所自任者轻，人其肯信之乎？
圣人不责人之必能，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。故阳明先生曰：“满街皆圣人。”佛氏亦曰：“即心即佛，人人是佛。”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，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，故曰：“予欲无言”。夫惟人人之皆佛也，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。无众生相，安有人相；无道理相，安有我相。无我相，故能舍己；无人相，故能从人。盖强之也，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。善既与人同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？人与我既同此善，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？故曰：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诸人者。”后人推而诵之曰：即此取人为善，便自与人为善矣。舜初未尝有欲与人为善之心也，使舜先存与善之心以取人，则其取善也必不诚。人心至神，亦遂不之与，舜亦必不能以与之矣。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，吾惟取之而已。
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，则千圣万贤之善，独不可取乎？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。
夫人既无不可取之善，则我自无善可与，无道可言矣。然则子礼不许讲学之谈，亦太苦心矣，安在其为挫抑柳老，而必欲为柳老伸屈，为柳老遮护至此乎？又安见其为子礼之口过，而又欲为子礼掩盖之耶？公之用心，亦太琐细矣！既已长篇大篇书行世间，又令别人勿传，是何背戾也？反覆详玩，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！且于礼未尝自认以为己过，纵有过，渠亦不自盖覆，而公乃反为之覆，此诚何心也？古之君子，其过也如日月之食，人皆见而又皆仰；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而又为之辞。公其以为何如乎？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，不以介怀，故不长进，公独以为柳老夸，又何也？岂公有所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长进耶？然则于礼之爱柳老者心髓，公之爱柳老者皮肤，又不言可知矣。柳老于子礼为兄，渠之兄弟尚多也，而独注意于柳老；柳老又不在仕途，又不与之邻舍与田，无可争者。其不为毁柳老以成其私，又可知矣。既无半点私意，则所云者纯是一片赤心，公固聪明，何独昧此乎？纵子礼之言不是，则当为子礼惜，而不当为柳老忧。若子礼之言是，则当为柳老惜，固宜将此平日自负孔圣正脉，不容已真机，直为柳老委曲开导。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，所言未必不入也。今若此，则何益于柳老，柳老又何贵于与公相知哉！然则子礼口过之称，亦为无可奈何，姑为是言以逭责耳。设使柳老所造已深，未易窥见，则公当大力柳老喜，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。何也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此学的也。众人不知我之学，则吾为贤人矣，此可喜也。贤人不知我之学，则我为圣人矣，又不愈可喜乎？圣人不知我之学，则吾为神人矣，尤不愈可喜乎？当时知孔子者唯颜子，虽子贡之徒亦不之知，此真所以为孔子耳，又安在乎必于子礼之知之也？又安见其为挫抑柳老，使刘金吾诸公辈轻视我等也耶？我谓不患人之轻视我等，我等正自轻视耳。
区区护名，何时遮盖得完耶？
且吾闻金吾亦人杰也，公切切焉欲其讲学，是何主意？岂以公之行履，有加于金吾耶？
若有加，幸一一示我，我亦看得见也。若不能有加，而欲彼就我讲此无益之虚谈，是又何说也？吾恐不足以诳三尺之童子，而可以诳豪杰之士哉！然则孔子之讲学非欤？孔子直谓圣愚一律，不容加损，所谓麒麟与凡兽并走，凡鸟与凤皇齐飞，皆同类也。所谓万物皆吾同体是也。而独有出类之学，唯孔子知之，故孟子言之有味耳。然究其所以出类者，则在于巧中焉，巧处又不可容力。今不于不可用力处参究，而唯欲于致力处着脚，则已失孔、孟不传之秘矣，此为何等事，而又可轻以与人谈耶？
公闻此言，必以为异端人只宜以训蒙为事，而但借“明明德”以为题目可矣，何必说此虚无寂灭之教，以研人邪？夫所谓仙佛与儒，皆其名耳。孔子知人之好名也，故以名教诱之；大雄氏知人之怕死，故以死惧之；老氏知人之贪生也，故以长生引之：皆不得已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，非真实也。唯颜子知之，故曰夫子善诱。今某之行事，有一不与公同者乎？亦好做官，亦好富贵，亦有妻孥，亦有庐舍，亦有朋友，亦会宾客，公岂能胜我乎？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，独有许多不容已处也？我既与公一同，则一切弃人伦、离妻室、削发披缁等语，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。何也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，但公为大官耳。学问岂因大官长乎？学问如因大官长，则孔、孟当不敢开口矣。
且东郭先生，非公所得而拟也。公郭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“良知”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