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作「哈儿柳温台氏」、「哈巴尔图」（原作「哈八秃）、「玛穆特」（原作「马马其」）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，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一。。文稿卷二十三王宪穆公行状还出现了一人二名的情况。前面作「哈达布哈」，隔了两行，却出现了「哈塔不花」，查勘其它钞本、刻本，前面的「哈达布哈」亦作「哈塔不花」，适园丛书本显然是窜改时过于粗心，以致同一人名一改一未改，给读者增添了疑惑。同卷中书左丞王公行状也有同样的情况，前面作「阿噜威氏」，一行以后则作「阿鲁浑氏」。「阿鲁浑氏」是元代通行的译名，而「阿噜威氏」则是清人窜改的结果。这种任意窜改人名、氏族名和职官名的做法，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所为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查勘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滋溪文稿，适园丛书本中的窜改多数可以找到，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例如，前面所举「哈达布哈」、「哈塔不花」一名异译，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哈陶布哈；又「阿噜威」、「阿鲁浑」一名异译，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「谔尔根」。总的来看，适园丛书本源自四库本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其中某些译名不一致，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可能是，四库全书曾不止一次修改，适园丛书所据是其中某次修改本，与文渊阁本有出入。另一种可能，则是适园丛书所据底本从四库全书钞出，但又作过某些修改。
适园丛书本除了任意改窜人名、氏族名和职官名外，脱漏错讹之多，令人吃惊。经我们查勘，几近六百处。脱漏最多的是赵忠敏公神道碑（卷十），计三百九十七字。其它如高文贞公神道碑（卷十一），脱十九字；程府君墓碑（卷十八），脱十六字；治书侍御史韩公神道碑，铭文脱十六字。至于脱一、二字者，则比比皆是。因错讹造成文义相反或不可解之处，也有多起。如灾异建白十事（卷二十六）中云：「今朝廷设官罔有上下之别」，便令人无法理解。元朝和其它朝代一样，等级森严，设官怎么能没有（「罔」）上下之别呢？查元刊本残卷，原来「罔」系「固」之误。一字之差，意义全然不同。又如，李侯墓碑（卷十八）中云：「民有亲丧久不葬者，盖始则疑阴阳休咎之说，土俗因而不改。」既「疑」为何「久不葬」？查其它诸本，「疑」系「泥」之误，意义也正好相反。至于人名、地名、年月之误，为数更多，就不再举例了。
徐刻本的底本，是张之洞家旧藏的明钞本，并用「他家写本，及元刻残本、四库全书本」加以校勘而成的。见徐世昌所作序。徐世昌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统，他之所以有兴趣刊印此书，大概是受了新元史作者柯绍忞的影响。徐、柯二人系同年进士，徐曾为新元史作序并为之刊行，此明写本也是因柯绍忞的关系从张之洞家买得的。从刻本来看，徐氏依据的底本是不错的。例如上面所说适园丛书本几处大的文字脱漏，在徐刻本中都没有出现。但为徐氏任校勘之责的人似乎并不认真，此本错误亦复不少。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曾以李木斋（李盛铎）所藏明钞本加以校勘，凡订正九百八十字。傅氏校本现藏北京图书馆。徐刻本的错误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不明文义任意改动。如常州路新修庙学记（卷三）云：「中唐左墄，悉用玉石。」徐本改「唐」为「堂」。按，「唐」有道路之义，尔雅释宫：「庙中路谓之唐。」将「唐」改为「堂」，是改错了。（适园丛书本亦作「堂」）。又如，萧贞敏公墓铭（卷八）中引萧■〈奭斗〉云：「某蚤事文墨，见一时高才绝足趋事功者，效之不能，是以安于田亩，读书为事。」适园丛书本改「绝足」为「捷足」。按，「绝足」指千里马，用作譬喻杰出的人才，与「高才」同义。改为「捷足」，反而不可解了。徐刻本则作「绝足」，但改「事功」为「事公」，同样是错误的。「事功」指事业、功绩。萧■〈奭斗〉的意思是说，当时的才智之士都追求做一番事业，自己不能效法他们，安于田亩读书为事。如果改为「事公」——事奉公上，意思就讲不通了。同一墓碑云：「考讳瑜，才而略，金季转徙陕、洛之郊，屡佐戎幕，活人有功，终京兆路总管府经历。」徐刻本改「金季」为「宋季」，误。「陕、洛之郊」原是金朝的辖地。另一种是疏忽造成的错字和别字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但总的来说，徐刻本比适园丛书本的错讹要少一些。
上面介绍的是刻本的情况。除刻本之外，传世的钞本颇多，分藏于各图书馆。就我们所见，钞本中以上面所说李木斋藏本（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）和台湾刊行的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台湾中央图书馆印行。滋溪文稿出版于一九七○年。中所收钞本（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）为佳。经比较，两本应同出于一祖本，或即元刻本。现在我们即以元代珍本文集汇刊中所收钞本作为底本进行整理，校以李木斋藏本（简称李氏钞本）、适园丛书本（简称适园本）、徐世昌刻本（简称徐刻本）和元刊残本。
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滋溪文稿前有刘兆佑所作序录，介绍天爵生平及文稿一书版本源流。其中云：「清季曾两刻，皆在同治年间。」按，适园丛书本与徐氏刻本均刻于入民国以后，不知何故有此误。又云：「后至元戊寅（四年）曹复亨编次其父曹文贞诗集，天爵序之，见曹氏诗集吴全节跋，今则佚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