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；而此书的体例，亦采用编年的办法。因此，似可认为，三史目录应在辽金纪年基础上扩编而成；也有可能，纪年就是三史目录的一部分。由于纪年与目录均已散佚，我们祇能作如上的推论。由此可见，苏天爵对宋、辽、金三朝历史，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并有所著述。
与此相关，苏天爵还与友人谢端合作正统论，「辨金、宋正统甚悉，世多传之」。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谢端传。此文亦已佚。赵汸曾在虞集处见到苏天爵的「文字一帙」，其中一篇「论帝王统绪之正」，虞集给予很高评价，以为：「论兹事于前代，先儒具有成言。若夫世变不齐，异论蠭起，自非高见远识公万世以为心者，安能明决如是乎！」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，东山存稿卷五。这篇针对「世变不齐，异论蠭起」而发的文章，无疑就是正统论。可见当时确曾流传过。萧启庆教授以为国朝文类卷四十五「有谢端撰辽宋金正统一文，大概就是他们合着的正统论」。见前引萧文。按，国朝文类一文作者修端，并非谢端。又，此文已见于王恽玉堂嘉话卷八（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），系元初作品，不可能出于谢、苏之手。
纂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是元朝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，屡次提出建议，但因统治者未予重视，一直未能实现。一直到元顺帝时，才得进行。至正三年（一三四三），顺帝下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时距金亡已一百余年，距宋亡亦已六十多年了。受命主持其事的有名学者欧阳玄、揭傒斯、张起岩等。苏天爵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，未能参预这一学术界的盛事，这对于他来说，一定是觉得十分遗憾的，而当时「论者每为惜之」。赵汸：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，东山存稿卷五。为此，苏天爵写下了三史质疑一文，寄给欧阳玄作参考。文中对修三朝史必须依据的数据加以评论，对一些重要史实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还提出修三史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。这篇文章反映了苏天爵对辽、宋、金史的丰富知识，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。
这里顺便谈一下苏天爵与经世大典的关系。元文宗天历二年（一三二九），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「参酌唐、宋会要之体，会粹国朝故实之文」，编成一书。经世大典序录，见国朝文类卷四十。书成后赐名经世大典。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，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总汇，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纂修经世大典的实际负责人是名学者、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。前面已说过，虞集是苏天爵在国学的老师，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虞集受命后，立即推荐马祖常等「可共领典」，谢端、苏天爵等「可助撰录」。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。不少研究者以此为据，断言天爵曾参与大典的纂修工作，如苏振申的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一九八四年版。其实并非如此。首先，据元史本传载，虞集上书后，「帝以尝命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未见成绩，大典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」。赵汸所撰虞公行状亦云，集「移文阁中言：……议未定，而上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。」东山存稿卷六。虞集所举均非奎章阁人员。文宗下令「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」，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议。当时苏天爵的职务是翰林应奉，当然也就不可能参与其事。其次，如果苏天爵参与修经世大典的话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修实录，元史本传记修实录而不记与修经世大典，是讲不过去的。本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，正好说明他未参与此事。
（三）
滋溪文稿是苏天爵的文集，共收各体诗文三百二十五篇，分三十卷。其中词、赞、铭、诗合为一卷，共十九篇。其余二十九卷是记、序、碑志、行状、制诰、祝文、表笺、祭文、策问、书、读书札记、章疏、题跋等。碑志、行状共十七卷，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，这样的比重在传世的元代文集中是罕见的。十七卷碑铭、行状共一百八篇，所记人物有大臣、中下级官吏、儒生、妇女等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个别例外，他为之作碑传文字的对象全都是汉人和南人。
虞集曾称赞说：「伯修之文，简洁严重，如其为人。」赵汸：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。王祎则说苏天爵长于「纪事之文」，为当代其它学者所不及。上苏大参书，王忠文公集卷十三。苏氏的碑传文字，特点是简明扼要，重点突出，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代典章制度的熟习和深厚的史学修养。对于研究有元一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来说，苏天爵的碑传文字是必须参考的。以政治方面来说，赵秉温行状中记述了建设大都和立朝仪的经过，吴元珪行状中关于军政的记载，赵伯成碑中有关元初江南人民起义的记录，等等，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。以经济方面来说，诸如郭明德碑中关于边境屯田和运输军粮的议论，李守中墓铭中关于河东、两浙盐政的记载，李羽与和洽两人墓碑中有关民间饲养官驼马的记述，等等，都有助于对这些制度的认识。文化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。砚坚、刘因、萧■〈奭斗〉等人的碑传文字，是关于元代北方理学传播的珍贵文献。齐履谦、耶律有尚、孛术鲁翀三碑，留下了元代国学制度的重要数据。马祖常、黄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