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伤其财，惟禁其为非，而去其为害，则民皆安堵矣」。山东建言三事，滋溪文稿卷二十七。「不夺其时」，是要人民能从事简单的再生产；「不伤其财」，是使人民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。祇有在这样的前提下，禁止其「为非」「为害」才能有效，社会才能安定。他还反复强调刑狱寃滥的严重性，指出，「州县官吏辄敢恣意杀人」，「愤怒蕴于人心」，促使社会矛盾激化。因此，必须「恤刑」、「录囚」，使「有不敢生事扰民，罪囚不致寃滥死损」。禁治死损罪囚，滋溪文稿卷二十七。「刑政肃清」，「草窃有不知畏乎！禁治死损罪囚，滋溪文稿卷二十七。他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建议，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把上述想法付诸实现。但是，统治者并不曾认真考虑他的意见（事实上在一个腐朽的官僚统治体系内部也不可能按这些意见去办），他自己的努力犹如杯水车薪，根本不能阻挡元朝政权日益腐化的没落趋势。
苏天爵对元朝统治是极端忠诚的。他不断为元朝统治者歌功颂德，「深仁厚泽，涵育众生」之类言语，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。他认为「中统、至元之治比隆前古」。论不可数赦，滋溪文稿卷二十六。元顺帝统治时期，政治黑暗，人民困苦，苏天爵完全了解这些情况，而且在奏疏中一再言及。但他认为上述严重情况是官吏贪污枉法所致，而天子圣明，「恩泽汪濊，诞洽臣民」。恭书圣德颂后，见本书卷三十。在他看来，元朝是「正统」所在，它取代金、宋，统一全国，是天命所归，完全合理的。苏天爵持这样的政治态度，并非偶然。北方汉族士大夫先后经历金、元两代统治，他们的政治理想，不是强调「夷夏大防」，而是「用夏变夷」；不是反对元朝统治，而是积极劝说、促使元朝统治者接受并推行「汉法」。苏天爵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，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。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，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。
（二）
苏天爵在国学读书时即以「力学善文」知名，王守诚：国朝文类跋。释褐入仕后仍然「嗜学不厌」。宋本：滋溪书堂记，国朝文类卷三十一。著名学者马祖常赞扬他「读经稽古，文皆有法度，当负斯文之任于十年之后也」。见本书卷首。果然，元朝末年，「中原前辈凋谢殆尽，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，讨论讲辩，虽老不倦」，元史本传。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人物。
从学术渊源来说，苏天爵入国学前受业于安熙，而安熙则是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的私淑弟子。安熙教授学生，「入学以居敬为本，读书以经术为先」。默庵先生安君行状，见本书卷二十二。他的言行对苏天爵有很大的影响。入国学后，受业于理学大师吴澄。吴澄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。因此，苏天爵笃信理学，时时以倡明理学自命。他曾先后刊印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和辑录许衡「褒封之制、奏对之书及其哀诔之文」为内容的正学编，目的都是为了使学者「知夫学术源流之正」，「知求圣贤之学而学焉，则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」。伊洛渊源录序，见本书卷五；正学编序，见本书卷六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元代理学门户之见颇盛，陆九渊心学一派受朱学排挤，趋向衰微；在朱学内部，北方许衡、刘因两人门下势同水火，互相攻讦；而南方吴澄也受到许氏弟子的非议，以致不能在国学立足。苏天爵则不为此所囿，他调和许、刘，尊崇吴澄，对陆学亦加肯定，这在当时是难得的。但在理学方面，他并无专门著作，严格来说，并不能算是理学家。他在学术上的贡献，主要是在历史学上。
苏天爵在史学方面的贡献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苏天爵从青年时起即有志于著述，并以保存文献为己任。他自就读国子学就「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，日无倦容」。王守诚：国朝文类跋。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，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文类二书。前者以人物为中心，选辑各种资料，所录四十七人，除刘因外，都是元初（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）功绩卓著的名臣。刘因得以列名其间，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。此书仿照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，但又有所创新。全书采用各种文献达一百三十余种，有不少原书已散佚，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。后来明人修元史，其列传部份，从体例到取材都受名臣事略一书的影响。韩儒林：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，载穹庐集；萧启庆：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，载元代史新探。后者按文体编录，「乃搜集国初至今名人所作，若歌诗、赋颂、铭赞、序记、奏议、杂着、书说、议论、铭志、碑传，皆类而聚之」，「百年文物之英，尽在是矣」。苏天爵选编此书的原则是：「必其有系于政治，有补于世教，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，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，凡非此者，虽好弗取也。」陈旅：国朝文类序。显然，他选编的着眼点是经世致用，以政治标准为主，目的是为编纂当代的历史积累数据。这两种书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已博得普遍的赞誉，有人说：「山林晚进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，赖此二书而已。」赵汸：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，东山存稿卷五。在今天，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