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是日手诏，欲遵太后手书称亲，而不敢当追崇之典。诲及范纯仁、傅尧俞、赵瞻、赵鼎论列不已。英宗问执政当如何？修对曰：“御史以为理难并立，若以臣等有罪，即留御史；若无罪，则惟圣旨是听。”英宗犹豫良久，乃令出御史。其后修著《濮议》，引《丧服记》曰：“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。’报者，齐衰期也。谓之降服，亲不可降，降者，降其外物尔，丧服是也。其必降者，示有所屈也，以其承大宗之重，尊祖而为之屈尔，屈于此以伸于彼也。生莫重于父母，而为之屈者，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，此以义制者也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临之以大义，有可以降其外物，而本之于至仁，则不可绝其天性。绝人道而灭天理，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。故圣人制服，为降三年为期，而不没其父母之名，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，此以仁存心者也。”又曰：“今议者欲以为人后之故，使一旦反视父母若未尝生我者，其绝之已甚矣。使其真绝之欤，是非人情也；迫于义而伪绝之欤，是仁义者教人为伪者也。”所议大略如此。
国朝接唐、五代末流，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，剽剥故事，雕刻破碎，甚者若俳优之辞。如杨亿、刘筠辈，其学博矣，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，反吹波扬澜，助其气势，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。时韩愈文，人尚未知读也，修始年十五六，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，学之。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，与司马迁、贾谊、扬雄、刘向、班固、韩愈、柳宗元争驰逐，侵寻乎其相及矣。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，然洙材下，人莫之与。至修文一出，天下士皆向慕，为之惟恐不及，一时文字大变从古，庶几乎西汉之盛者，由修发之。然至论《易》，则以《系辞》非孔子之言，论《周礼》，则疑非周公所作，是以君子之爱其文者，犹叹息于斯焉。
修性刚直，处善恶，黑白分明，于当路有权势者，虽知其设机阱见待，必直前触发之不顾。其放逐流离至数年者，屡矣，而复振起，志气故自若也。
修虽以文雄一时，然无忌前好胜之气，喜推毂贤士而身下之，一时闻人多出其门。嘉间，朝廷进人之路狭，修建言以馆阁多蓄人材，后诏韩琦、鲁公亮各举六人，欧阳修、赵概各五人，一时得士为多。
修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，颇是正讹谬。所著《易童子问》三卷，《诗本义》十四卷，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《内·外制》、《奏议》、《四六集》又四十余卷。
子：发、奕、、辩。
【神宗旧史本传】
欧阳修字永叔，吉州永丰人。四岁孤，母郑，教读书为文。中进士第，补西京留守推官。召试学士院，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，馆阁校勘。时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，贬知饶州，论救者甚众，而谏官高若讷独不言。修以书责之，以为不知耻。若讷怒，连其书以闻。坐贬峡州夷陵令，徙光化军乾德令，改武成军节度判官。迁太子中允、馆阁校勘，预修《崇文总目》，书成，改集贤校理，知太常礼院，出通判滑州。
庆历初，吕夷简老病，在相位，天下事积成扌元弊。元昊盗边，陕右师老兵顿，天子忧之。一日，夷简罢相。夏竦为枢密使，既除复罢。而更用杜衍，又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同时擢执政，收揽一时名士，增谏官员，修首在选中，擢太常丞、知谏院。修力□时事，屡请责执政以时所可为者。于是仁宗开天章阁，给二府笔札，令具所以施行条上。其后下诏劝农桑，兴学校，抑侥幸，修之发明居多。是时执政，皆修素所厚善，而修所言事一意径行，不以形迹嫌疑顾避。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，质行正直，众颇推许。小人自此侧目，而党人之论兴矣。初，石介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言进贤退奸之难，其指以美杜衍等进而竦见黜也。竦既怀不满，因与其党造为党论，目仲淹、衍及修为党人。修乃上《朋党论》，其大略言：“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如《书》曰‘受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。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’。纣亿万人各异心，可谓无朋矣，而纣因以亡。武王之臣三千人，可谓大朋矣，而周用以兴。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。”擢同修起居注，阅月，拜右正言、知制诰。于是为党论者恶修レ语其情状，使内侍蓝元震密上疏，言“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尹洙、余靖，前日蔡襄谓之‘四贤’，斥去未几，复还。四人得志，遂引襄为同列，以爵禄为私惠，胶固朋党，转相汲引，不过三二年，布满要路，则误朝迷国，谁敢有言”。仁宗不听。
会被旨使河东。自陕西兵兴，刍粮久不继，言者屡请废麟州。修请移兵就食于滨河诸堡，使缓急不失应援，平时可省馈运，麟州以故不废。又建言忻、代州、岢岚、火山军，故时并边皆民田，潘美患虏入寇，乃使民内徙，空其地，自后虏人盗耕不已。请益募民赋田入租，岁可得谷数百万斛给边，仍计顷出丁为兵，不者，他日尽为虏所有矣。从之。
会保州兵叛，出修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仁宗面谕曰：“勿为久计，有事第言之。”修对以：“谏官乃得风闻，今在外，使事有指，越职罪也。”仁宗曰：“事苟宜闻，岂可以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