祁公墓志》，云“簿书出纳，为之条目甚密，必使吏不得为奸。及其施于民者，则简而易行”。公曰“我之为政亦如此也”。〈李本在《连典大郡》之后，此本无。〉
梅龙图挚知杭州，作有美堂，最得登临佳处，公为之作记。人谓公未尝至杭，而所记如目览，坐堂上者使之为记，未必能如是之详也。〈李本在《醉翁亭记》之前，此本无〉。
右凡十六条，其十二条定本有之而详略先后或不同，其四条则定本所无而李本有之。其平心、保州、妖尼三事，尤非小补。盖公平生学问根源出处，大致言行本末，皆已略见于此而无遗矣。〈平心、保州、唐书三事，亦见于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，云得之公孙建世。望之者，则其出于公于叔弼之徒所记。而学道以下，尧朱以上，必是著手书本语无疑矣。但张误于陈恭公以下别为一事耳。〉独晚年守青州时，论执青苗一事，尤足以见其刚毅大节始终一致，不以既老而少衰。而公之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书，吴丞相作《行状》因亦不载，至韩魏公作《墓志》乃始见。其尝有乞不收息及罢提举官之奏，与其辞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语，元之为裕，录者又不载，志语于附传。至叶致还朱本之书出，乃反著其不俟报可，擅止散钱，而有特与放罪之诏。又至近岁洪景卢作《四朝史传》，乃尽见其以是深为王安石所诋，而遂决归老之计。盖此一事，凡更六人之手，而三书阙焉。幸其有肯书者，然犹历三手，越百余年，而后首末得以粗备。然则士之制行不苟合于当时，而有待于后世者，岂不难哉！抑公之言曰“后世苟不公，至今无圣贤”。盖俗情之爱恶虽有短长，而公论之光明终不泯没，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与因并记其语，以补此篇之阙，以为有志之士必将有感于斯焉。新安朱熹仲晦父书。
【宋史本传】
〔元〕脱脱
欧阳修字永叔，庐陵人。四岁而孤，母郑守节自誓，亲诲之学，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幼敏悟过人，读书辄成诵。及冠，嶷然有声。宋兴且百年，而文章体裁，犹仍五季余习，锼刻骈偶，氵典氵忍弗振，士因陋守旧，论卑气弱。苏舜元、舜钦、柳开、穆修辈，咸有意作而张之，而力不足。修游随，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，读而心慕焉。苦志探赜，至忘寝食，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。举进士，试南宫第一，擢甲科，调西京推官。始从尹洙游，为古文，议论当世事，迭相师友。与梅尧臣游，为歌诗相唱和。遂以文章名冠天下。
入朝，为馆阁校勘。范仲淹以言事贬，在廷多论救，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。修贻书责之，谓其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。若讷上其书，坐贬夷陵令，稍徙乾德令、武城节度判官。仲淹使陕西，辟掌书记，修笑而辞曰：“昔者之举，岂以为己利哉？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。”久之，复校勘，进集贤校理。
庆历三年，知谏院。时仁宗更用大臣，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皆在位，增谏官员，用天下名士，修首在选中。每进见，帝延问执政，咨所宜行。既多所张弛，小人翕翕不便。修虑善人必不胜，数为帝分别言之。初，范仲淹之贬饶州也，修与尹洙、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，目之曰党人。自是，朋党之论起。修乃为《朋党论》以进，其略曰：“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小人所好者利禄，所贪者财货，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。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反相贼害，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，故曰小人无朋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。终始如一，故曰惟君子则有朋。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，可谓无朋矣，而纣用以亡。武王有臣三千，惟一心，可谓大朋矣，而周用以兴。盖君子之朋，虽多而不厌故也。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”
修论事切直，人视之如仇。帝独奖其敢言，面赐五品服，顾侍臣曰：“如欧阳修者，何处得来？”同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。故事，必试而后命，帝知修，诏特除之。
奉使河东。自西方用兵，议欲废麟州以省馈饷。修曰：“麟州天险，不可废。废之，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。不若分其兵，驻并河内诸堡，缓急得以应援，而平时可省转输，于策为便。”由是州得存。又言：“忻、代、岢岚多禁地废田，愿令民得耕之，不然将为敌有。”朝廷下其议，久乃行，岁得粟数百万斛。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，奏罢十数事。
使还，会保州兵乱，以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陛辞，帝曰：“勿为久留计。有所欲言，言之。”对曰：“臣在谏职得论事，今越职而言，罪也。”帝曰：“第言之，毋以中外为间。”贼平，大将李昭亮、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，修捕博文系狱，昭亮惧，立出所纳妇。兵之始乱也，招以不死，既而皆杀之，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。富弼为宣抚使，恐后生变，将使同日诛之，与修遇于内黄，夜半，屏人告之故。修曰：“祸莫大于杀已降，况胁从乎？既非朝命，脱一郡不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