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六上章乞致仕。而上方眷留，未听。及在蔡，勤请益坚，遂如素志。公既气貌康强，而年未及礼制，一旦勇退，近古数百年所未尝有，天下士大夫仰望惊叹。公虽退居于家，士论犹望以为轻重。
先公平生以直道见忌于群小，再被贬逐，而未尝以介意。初在峡州，作至喜亭。及自河北，以小人无名之谤降知滁州，治州泉为幽谷泉，作亭于琅邪山，自号醉翁。及晚年，又自号六一居士，曰“吾《集古录》一千卷，藏书一万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，吾老于其间，是为六一”，自为传以刻石。
先公平生于物少所嗜好，虽异物奇玩，不甚爱惜，独好收蓄古文图书，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一千卷，以校正史传百家讹缪之说为多。藏书一万卷，虽至晚年，暇日惟读书，未尝释卷。
先公平生著述：《易童子问》三卷，《诗本义》十四卷，《五代史》七十四卷，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《归荣集》一卷，《外制集》三卷，《内制集》八卷，《奏议集》十八卷，《四六集》七卷，《集古录》跋尾十卷，杂著述十九卷，诸子集以为家书，总目八卷。其遗逸不录者，尚数百篇，别为编集而未及成。又奉敕撰《唐书·纪》十卷、《志》五十卷、《表》十五卷。在馆职日，与同时诸公共撰《崇文总目》、《祖宗故事》。
【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】
余读庐陵欧文新本，观其附录所载行状、谥议、二刻、四传，皆以先后为次。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，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、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邪？此其用意已精，而为法亦严矣。然综其实，则事迹云者正行状之底本，而碑志、四传所由出也，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《附录》之篇，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，是亦岂不可邪。间又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，凡十六条，皆记公事，大略与此篇相出入，疑即其初定之草稿。顾其标题，乃谓公所自记，而凡公字皆以丹笔围之。此则虽未必然，然于此本亦有可相发明者，因略考其异同有无之互见者，具列于左方。
【经术】
李本云：“公尝谓世之学者好以新意传注诸经，而常力诋先儒。先儒于经不能无失，而其所得者固多矣。正其失可也，力诋之不可也。其语在《诗谱后序》。”又谓：“前儒注诸经惟其所得之多，故能独出诸家，而行于后世。而后之学者各持好胜之心，务欲掩人而扬己，故不止正其所失，虽其是者，一切易以己说，欲尽废前人而自成一家。于是至于以是为非，牵强为说，多所乖缪，则并其书不为人所取。此学者之大患也。故公作《诗本义》，止百余篇而已，其余二百篇无所改易，曰‘毛、郑之说是也，复何云乎’。又其作《易童子问》，正王弼之失者才数十事耳。其极论《系辞》非圣人之书，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，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。其公心通论常如此。”〈此与定本大旨不异，但书先后详略有不同者。“系辞”之说，则疑其诸子不敢力主而复自删之也。〉
【醉翁亭记】
李本“未有此体”下有“醉翁亭在琅邪山寺侧，记成刻石，远近争传，疲于模打。山僧云寺库有毡，打碑用尽，至取僧堂卧毡给用。凡商贾来供施者，亦多求其本，僧问作何用，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，可以免税”，乃属于“公作《集古录目序》之上”。〈此条疑以其不急而删之。〉
【修五代史】
李本“乱世之书也”下有“吾用春秋之法，师其意不袭其文”十三字。又其“事备”下有“议者以谓公不下司马迁，又谓笔力驰骋相上下而无驳杂之说。至于《本纪》立法精密，则又迁所不及也。亦尝自谓‘我作《伶官传》，岂下《滑稽》也’”。〈“议者”以下，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删之。〉
【平心无怨恶】
李本云：“公自言学道三十年，所得者平心无怨恶尔。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，坐党人远贬三峡，流落累年。比吕公罢相，公始被进擢。及后为范公作《神道碑》，言西事时吕公擢用希文，盛称二公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。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，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，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。公叹曰‘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’。惟其言，公所以信于后世也。吾尝闻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，兼其与吕公解仇，书见在赘集中。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，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乎？父子之性相远如此，信乎？尧朱善恶异也。公为颍州时，吕公之子公著为通判，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，时人未甚知。公后还朝，力荐之，由是渐见擢用。陈恭公执中素不善公，其知陈州时，公自颍移南京，过陈，陈拒而不见。公后还朝作学士，陈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门。已而，陈出知亳州，寻还使相，换观文公，当草制。陈自谓必不得好词，及制出，词甚美，至云‘杜门却扫，善避权势以远嫌；处事执心，不为毁誉而更守’，陈大惊喜曰：‘使与我相知深者，不能道此。此得我之实也。’手录一本，寄其门下客李中师曰：‘吾恨不早识此人！’〈此段疑避吕、范二家子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