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陛下用范仲淹、富弼在两府，值累年盗贼频起，天下官吏多不得力，因此屡建举官之议。然亦不是自出意见，皆先检祖宗故事，请陛下择而行之，所以元降敕文，首引国书为言是也。当时臣寮，并不论议。近因仲淹等出外与朝廷经画边事，谗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，百端攻击。只此事，朝廷不暇审察，便与施行。臣昨见富弼自至河北，缘山傍海，经画勤劳，河北人皆云自来未有大臣如此。其经画所得，事亦不少。归至国门，临入而黜，使河北官吏军民见其尽忠而不知其罪状。小人贪务希合，又不为朝廷惜事体，凡事攻击，至今未已。况朝廷用人屡有进退，岂有一人才出，便不问是非，尽改所行之事？若大臣一度进退，政令一度改更，如此纷纭，岂有定制？伏望陛下重察爱憎之私，辨其虚实之说，凡于政令，更慎改张。臣检详元降举官敕意，亦是于国书检用祖宗所行之法。今上言者却云“因谏官论列，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张”，事涉臣身，不敢自辨。然臣在谏署日言事无状，至今来臣寮指以为辞，岂可尚冒宠荣，不能自劾？请从黜罚，以免人言。臣伏见陛下圣德仁慈，保全忠正之士，进退之际，各有恩意，此所以能使忠臣义士忘身报国，至死而不已也。其今后臣寮希附上言，攻击前两府所行之事，乞赐辨明，择其实有不便者方与改更，庶全大体，则天下幸甚也。臣伏睹去年八月二日元降敕命节文，云“比于国书，择诸治要，见其官人之际，尤慎外台之选”，又云“然其进任，必属近臣”。又今告示赏罚之命，皆三朝之攸行。此是元议，举官因依，乞赐详酌。臣无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。
【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〈庆历五年〉】
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，言不逆耳不为谏。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，敢干一人难犯之颜。惟赖圣明，幸加省察。臣伏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，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，一旦相继罢黜，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可罢之罪。臣虽供职在外，事不尽知，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，其说不远。欲广陷良善，则不过指为朋党；欲动摇大臣，则必须诬以专权。其故何也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，则未为小人之利；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难为一二求瑕；惟有指以为朋，则可一时尽逐。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，则难以他事动摇，惟有专权，是上之所恶，故须此说，方可倾之。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，而一时尽逐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，而忽遭离间，必有以朋党、专权之说上惑圣聪。臣请试辨之。
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，天下贤士争相称慕，当时奸臣诬作朋党，犹难辨明。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，并在两府，察其临事，可以辨也。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，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，琦则纯正而质直，弼则明敏而果锐。四人为性，既各不同，虽皆归于尽忠，而其所见各异，故于议事，多不相从。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，仲淹则力争而宽之。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，请急修边备，富弼料以九事，力言契丹必不来。至如尹洙，亦号仲淹之党，及争水洛城事，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，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。此数事尤彰著，陛下素已知者。此四人者，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。平日闲居，则相称美之不暇；为国议事，则公言廷诤而不私。以此而言，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，而小人谗为朋党，可谓诬矣。
臣闻有国之权，诚非臣下之得专也。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，不见其专权之迹，而但见其善避权也。权者，得名位则可行，故好权之臣必贪名位。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，琦等让至五六，陛下亦五六召之。至如富弼三命学士，两命枢密副使，每一命未尝不恳让，恳让之者愈切，而陛下用之愈坚，此天下之人所共知。臣但见其避让太繁，不见其好权贪位也。及陛下坚不许辞，方敢受命，然犹未敢别有所为。陛下见其皆未作事，乃特开天章，召而赐坐，授以纸笔，使其条事。然众人避让，不敢下笔，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。因此又烦圣慈，特出手诏，指定姓名，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。弼等迟回，近及一月，方敢略条数事。仲淹老练世事，必知凡事难遽更张，故其所陈，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，但欲渐而行之以久，冀皆有效。弼性虽锐，然亦不敢自出意见，但举祖宗故事，请陛下择而行之。自古君臣相得，一言道合，遇事便行，更无推避。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，督责丁宁，而犹迟缓自疑，作事不果，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者，岂不诬哉！至如两路宣抚，国朝常遣大臣。况自中国之威，近年不振，故元昊叛逆一方，而劳困及于天下。北虏乘衅，违盟而动，其书辞侮慢，至有责祖宗之言。陛下愤耻虽深，但以边防无备，未可与争，屈志买和，莫大之辱。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，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，故各自请行，力思雪国家之前耻，沿山傍海，不惮勤劳，欲使武备再修，国威复振。臣见弼等用心，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，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。
伏惟陛下睿哲聪明，有知人之圣，臣下能否，洞见不遗。故于千官百辟之中，亲选得此数人，骤加擢用。夫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谋臣不用，敌国之福也。今此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