句，在孔子六经惟《春秋》可当之，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，故虽有法而不简也。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，而世之无识者，不考文之轻重，但责言之多少，云师鲁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。既述其文，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。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，惟孔、孟也。既述其学，则又述其论议云：是是非非，务尽其道理，不苟止而妄随。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。既述其论议，则又述其材能，备言师鲁历贬，自兵兴便在陕西，尤深知西事。未及施为而元昊臣，师鲁得罪。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材能。
此三者，皆君子之极美，然在师鲁犹为末事。其大节乃笃于仁义，穷达祸福，不愧古人。其事不可遍举，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。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。临死而语不及私，则平生忠义可知也，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。
既已具言其文、其学、其论议、其材能、其忠义，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，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。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，以如此事废死。至于妻子如此困穷，所以深痛死者，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。
《春秋》之义，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，“子般卒”是也。诗人之意，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，“君子偕老”是也。不必号天叫屈，然后为师鲁称冤也。故于其铭文，但云“藏之深，固之密，石可朽，铭不减”，意谓举世无可告语，但深藏牢埋此铭，使其不朽，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。其语愈缓，其意愈切，诗人之义也。而世之无识者，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，不辩师鲁以非罪。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，则必不犯法，况是仇人所告，故不必区区曲辩也。今止直言所坐，自然知非罪矣，添之无害，故勉徇议者添之。
若作古文自师鲁始，则前有穆修、郑条辈，及有大宋先达甚多，不敢断自师鲁始也。偶俪之文苟合于理，未必为非，故不是此而非彼也。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，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，可以互见，不必重出也。皇甫《韩文公墓志》、李翱《行状》不必同，亦互见之也。
《志》云师鲁喜论兵。论兵，儒者末事，言喜无害。喜非嬉戏之喜，喜者，好也，君子固有所好矣。孔子言回也好学，岂是薄颜回乎？后生小子，未经师友，苟恣所见，岂足听哉！
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，便似孟郊诗；与樊宗师作志，便似樊文。慕其如此，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，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。又思平生作文，惟师鲁一见，展卷疾读，五行俱下，便晓人深处。因谓死者有知，必受此文，所以慰吾亡友尔，岂恤小子辈哉！
【书冲厚居士墓铭后】
东南固多学者，而徐氏尤为大族，其子弟从予学者，往往有闻于时。视其子弟，则可知其父兄之贤也。庐陵欧阳修书。
【书李翱集后〈天圣□年〉】
予为西京留守推官，得此书于魏君，书五十篇。予尝读韩文，所作《哀欧阳詹文》云：“詹之事，既有李翱作传。”而此书亡之，惜其遗阙者多矣。
【书梅圣俞稿后〈明道元年〉】
凡乐，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，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，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。五声单出于金石，不能自和也，而工者和之。然抱其器，知其声，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，如此者，工之善也。今指其器以问于工曰：彼и者，ね者，堵而编、执而列者，何也？彼必曰：鼗鼓、钟磬、丝管、干戚也。又语其声以问之曰：彼清者，浊者，刚而奋、柔而曼衍者，或在郊、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，何也？彼必曰：八音，五声，六代之曲，上者歌而下者舞也。其声器名物，皆可以数而对也。然至乎动荡血脉，流通精神，使人可以喜，可以悲，或歌或泣，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，问其何以感之者，则虽有善工，犹不知其所以然焉，盖不可得而言也。乐之道深矣，故工之善者，必得于心，应于手，而不可述之言也。听之善，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，不可得而言也。尧、舜之时，夔得之，以和人神、舞百兽。三代、春秋之际，师襄、师旷、州鸠之徒得之，为乐官，理国家，知兴亡。周衰官失，乐器沦亡，散之河海，逾千百岁间，未闻有得之者。其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，既不得泄于金石，疑其遂独钟于人。故其人之得者，虽不可和于乐，尚能歌之为诗。
古者登歌清庙，太师掌之，而诸侯之国亦各有诗，以道其风土性情。至于投壶、飨射，必使工歌，以达其意，而为宾乐。盖诗者，乐之苗裔欤！汉之苏、李，魏之曹、刘，得其正始。宋、齐而下，得其浮淫流佚。唐之时，子昂、李、杜、沈、宋、王维之徒，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，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，而孟郊、贾岛之徒，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。由是而下，得者时有，而不纯焉。今圣俞亦得之。然其体长于本人情，状风物，英华雅正，变态百出。哆兮其似春，凄兮其似秋，使人读之可以喜，可以悲，陶畅酣适，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。斯固得深者邪！其感人之至，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！余尝问诗于圣俞，其声律之高下，文语之疵病，可以指而告余也，至其心之得者，不可以言而告也。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