厉王之文，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？孟子曰：“说《诗》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意。”非如是，其能通《诗》乎？
【本末论】
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，文王之诗也，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、召公。召公自有诗，则得列于本国。周公亦自有诗，则不得列于本国，而上系于豳。豳，太王之国也，考其诗，则周公之诗也。周、召，周公、召公之国也，考其诗，则文王之诗也。《何彼矣》，武王之诗也，不列于《雅》，而寓于《召南》之风。《棠棣》，周公之诗也，不列于《周南》，而寓于文王之《雅》。卫之诗，一公之诗也，或系之邶，或系之，或系之卫。诗述在位之君，而风系已亡之国。晋之为晋久矣，不得为晋，而谓之唐。郑去咸林而徙河南，为郑甚新，而遂得为郑。自汉以来，其说多矣。盖《诗》之类例，不一如此，宜其说者之纷然也。
问者曰：“然则其将奈何？”应之曰：“吾之于《诗》，有幸有不幸也。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，不得质吾疑也。幸者《诗》之本义在尔。《诗》之作也，触事感物，文之以言，美者美之，恶者刺之，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，道其哀乐喜怒于心，此诗人之意也。古者国有采诗之官，得而录之，以属太师，播之于乐。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、雅，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，而用之宗庙、朝廷，下至乡人聚会，此太师之职也。世久而失其传，乱其雅、颂，亡其次序，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。孔子生于周末，方修礼乐之坏，于是正其雅、颂，删其繁重，列于六经，著其善恶以为劝戒，此圣人之志也。周道既衰，学校废而异端起。及汉承秦焚书之后，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，耻于不知，而人人各自为说，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，其于圣人有得有失，此经师之业也，惟是诗人之意也，太师之职也，圣人之志也，经师之业也。
今之学《诗》也，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，何哉？劳其心而不知其要，逐其末而忘其本也。何谓本末？作此诗，述此事，善则美，恶则刺，所谓诗人之意者，本也。正其名，别其类，或系于此，或系于彼，所谓太师之职者，末也。察其美刺，知其善恶，以为劝戒，所谓圣人之志者，本也。求诗人之意，达圣人之志者，经师之本也。讲太师之职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，经师之末也。今夫学者，得其本而通其末，斯尽善矣。得其本而不通其末，阙其所疑，可也。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，犹将阙之，况其末乎！所谓周、召、邶、、唐、豳之《风》，是可疑也，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，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，然皆其末也。若《诗》之所载，事之善恶，言之美刺，所谓诗人之意，幸其具在也。然颇为众说汩之，使其义不明，今去其汩乱之说，则本义粲然而出矣。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，知诗人之美刺，知圣人之劝戒，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，其学足矣，又何求焉？其末之可疑者，阙其不知可也。盖诗人之作诗也，固不谋于太师矣。今夫学《诗》者，求诗人之意而已，太师之职有所不知，何害乎学《诗》也？若圣人之劝戒者，诗人之美刺是也，知诗人之意，则得圣人之志也。
【时世论】
按郑氏《谱》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，乃分岐邦、周邦，周、召之邑为周公旦、召公之采地，使施先公太王、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，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。至武王灭纣，巡守天下，陈其诗以属太师，分而国之，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，谓之《周南》，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，谓之《召南》。今考之于诗义，皆不合，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牾。
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，是周公旦、召公所施太王、王季之德教尔。今《周》、《召》之诗二十五篇：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つ木》、《螽斯》、《桃夭》、《兔》、《苡》，皆后妃之事。《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小星》，皆夫人之事，夫人乃太姒也。《麟趾》、《驺虞》，皆后妃、夫人之德化之应。《草虫》、《采苹》、《殷其雷》，皆大夫妻之事。《汉广》、《汝坟》、《羔羊》、《В有梅》、《江有汜》、《野有死》，皆言文王之化。盖此二十二篇之诗，皆述文王、太姒之事，其余三篇，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言召伯听讼，《何彼矣》乃武王时之诗，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？此以《谱》考诗义，皆不能合者也。
《谱》言得圣人之化者，谓周公也，得贤人之化者，谓召公也，谓旦、共行先公之德教，而其所施自有优劣，故以圣贤别之尔。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，而二《南》皆是文王、太姒之事，无所优劣，不可分其圣贤。所谓文王、太姒之事，其德教自家刑国，皆其夫妇身自行之，以化其下，久而变纣之恶俗，成周之王道，而著于歌颂尔。盖《谱》谓先公之德教者，周、召二公未尝有所施，而二《南》所载文王、太姒之化，二公亦又不得而与，然则郑《谱》之说，左右皆不能合也。
后之为郑学者，又谓《谱》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，贤人之化者为太王、王季。然《谱》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，初不及文王，则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