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亦无几人。是果不足通欤？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，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，岂是明圣人本意乎！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道所存也。《诗》关此五者，而明圣人之用焉。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，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，是果于其成乎！故二《南》牵于圣贤，《国风》惑于先后，《豳》居变《风》之末，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，二《雅》混于小、大而不明，三《颂》昧于《商》、《鲁》而无辨，此一经大概之体，皆所未正者。先儒既无所取舍，后人因不得其详，由是难易之说兴焉。毛、郑二学，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，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，或失于疏略，或失于谬妄。盖《诗》载《关雎》，上兼商世，下及武、成、平、桓之间，君臣得失、风俗善恶之事阔广{宀遂}邈，有不失者鲜矣，是亦可疑也。予欲志郑学之妄，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，合之于经，故先明其统要十篇，庶不为之芜泥云尔。
【二南为正风解】
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，不得有《风》，《风》之生，天下无王矣。故曰诸侯无正《风》。然则《周》、《召》可为正乎？曰：可与不可，非圣人不能断其疑。当文王与纣之时，可疑也。二《南》之诗，正、变之间可疑也。可疑之际，天下虽恶纣而主文王，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，亦曰服事于纣焉。则二《南》之诗作于事纣之时，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，岂所谓周室衰而《关雎》始作乎？史氏之失也。推而别之，二十五篇之诗，在商不得为正，在周不得为变焉。上无明天子，号令由己出，其可谓之正乎？二《南》起王业，文王正天下，其可谓之变乎？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。学《诗》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，故正、变不分焉。以治乱本之二《南》之诗，在商为变，而在周为正乎。或曰：未谕。曰：推治乱而迹之，当不诬矣。
【周召分圣贤解】
圣人之治无异也，一也。统天下而言之，有异焉者，非圣人之治然矣，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。文王之化，出乎其心，施乎其民，岂异乎？然孔子以《周》、《召》为别者，盖上下不得兼，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。文王之心则一也，无异也。而说者以为由周、召圣贤之异而分之，何哉？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，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，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？召南之民得之者浅，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，岂谓召公能行圣人之化乎？殆不然矣。
或曰：“不系于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谓其本诸侯之诗也。”又曰：“不统于变《风》何也？”曰：“谓其周迹之始也，列于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则终始之道混矣；杂于变《风》，则文王之迹殆矣。《雅》、《颂》焉不可混周迹之始，其将略而不具乎，圣人所以虑之也，由是假周、召而分焉，非因周、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。盖民之得者深，故其心厚；心之感者厚，故其诗切。感之薄者亦犹其深，故其心浅；心之浅者，故其诗略。是以有异焉。非圣人私于天下，而浅深厚薄殊矣。”
“二《南》之作，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，是文王受命之前也。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太姒不得有后妃之号。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，先儒序之云尔。考于其诗，惑于其序，是以异同之论争起，而圣人之意不明矣。”
【王国风解】
六经之法，所以法不法，正不正。由不法与不正，然后圣人者出，而六经之书作焉。周之衰也，始之以夷、懿，终之以平、桓，平、桓而后，不复支矣。故《书》止《文侯之命》而不复录，《春秋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，《诗》自《黍离》之什而降于《风》。绝于《文侯之命》，谓教令不足行也；起于周平之年，谓正朔不足加也；降于《黍离》之什，谓《雅》、《颂》不足兴也。教令不行，天下无王矣；正朔不加，礼乐遍出矣；《雅》、《颂》不兴，王者之迹息矣。
《诗》、《书》贬其失，《春秋》悯其微，无异焉尔。然则诗处于《卫》后而不次于二《南》，恶其近于正而不明也；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，嫌其混于诸侯而无王也。近正则贬之不著矣，无王则绝之太遽矣。不著云者，《周》、《召》二《南》至正之诗也，次于至正之诗，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《南》之诗尔。若然，岂降之乎！太遽云者，《春秋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，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，周室虽弱不绝其王。苟绝而不与，岂尊周乎！故曰：王号之存，黜诸侯也；次《卫》之下，别正、变也。桓王而后，虽欲其正风，不可得也。《诗》不降于厉、幽之年，亦犹《春秋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。《春秋》之作，伤典、诰之绝也；《黍离》之降，悯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不复也。幽、平而后，有如宣王者出，则礼乐征伐不自诸侯，而《雅》、《颂》未可知矣，奈何推波助澜，纵风止燎乎！
【十五国次解】
《国风》之号起《周》终《豳》，皆有所次，圣人岂徒云哉！而明《诗》者，多泥于疏说而不通。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，不在于先后之次。是皆不足为训法者。
大抵《国风》之次以两而合之，分其次以为比，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