驯。”驯，驯服也。
范元实《诗眼》曰：山谷谓文章必谨布置，每见后学多告以《原道》命意曲折。后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，如子美《赠韦左丞》诗云“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”，此一篇立意也，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。自“甫昔少年日”至“再使风俗淳”，皆言儒冠事业也。自“此意竟萧条”，至“蹭蹬无纵鳞”，言误身如此也，则意举而文已备矣。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，于是有厚愧真知之语，而所以真知者，谓传诵其诗也。然宰相职在荐贤，不当徒爱人而已，故曰“窃效贡公喜，难甘原宪贫”。果不能荐贤，则去之可也，故将东入海而西去秦。然其去也，必有迟迟不忍之意，故曰“尚怜终南山，回首清渭滨”。然后知不可以不别，故曰“常拟报一饭，况怀辞大臣”。夫如是，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，虽韦亦不得而见矣，故以“白鸥没浩荡，万里谁能驯”终焉。此诗前贤录为压卷，其布置最得正体，如官府甲第，厅堂房舍，各有定处，不可乱也。韩文公《原道》与《书》之《尧典》盖如此，其他皆谓之变体可也。又曰：诗有一篇命意，有句中命意。如此诗前后布置，是一篇命意也。至其道不忍决去之意，则曰“尚怜终南山，回首清渭滨”，其道欲与韦别之意，则曰“常拟报一饭，况怀辞大臣”，此句中命意也。盖如此，然后可谓顿挫高雅矣。
董养性曰：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，而无干望请谒之私，词气磊落，傲睨宇宙，可见公虽困踬之中，英锋俊彩，未尝少挫也。
王嗣奭曰：此篇本古诗，而颇带排句，以呈左丞，故体近庄雅耳。通首直抒隐衷，如写尺牍，而纵横转折，感愤悲壮之气溢于行间，边缘踌蹰，曲尽其妙。
《东皋杂录》：或问荆公，杜诗何故妙绝古今。公曰：老社固尝言之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
严羽曰：五言始于李陵，以兴在汉，故云古诗。
茅一相曰：独孤及云：五言之源，生于《国风》，广于《离骚》，若于苏、李，盛于曹、刘。当汉、魏之间，虽已朴散为器，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。以今揆昔，则有朱弦疏越、太羹遗味之叹。
徐用吾曰：五言古诗，或引兴起，或赋比起，须要用意深远，托词温厚，反覆优游，雍容不迫，或感古怀今，或怀人伤己，或潇洒闲适，写景要雅淡，推人心之至情，摹感慨之微意，悲欢含蓄而不伤，美刺婉曲而不露，要有三百篇遗意。
范梈曰：五言长篇，法有四要，曰分段、过脉、回照、赞叹。先分为几段几节，每节句数多少，要略均齐。首段是叙子，一篇之意皆含在其中。结段要照应起段，且选诗分段，节数耍均，三句则皆三句，四句、六句、八句，则皆不参差。惟工部夔州后诗，间有错综，然亦不太长太短也。次要过句，名为血脉，此处用两句，一结上，一生下也。回照，谓十步一回头以照题目，又五步作一消息语以赞叹之，方不甚迫促。长篇怕杂乱，一意为一段。以上四法，备于《北征》诗，举一隅之道也。
胡应麟曰：四言简质，句短而调未舒。七言浮靡，文繁而声易杂。折繁简之衷，居文质之要，盖莫尚于五言。故两汉以还，文人艺士，平生精力，咸萃斯道。又曰：统论五言之变，则质漓于魏，体排于晋，调流于宋，格丧于齐。又曰：两汉之诗，所以冠古绝今，率以得之无意。不唯里巷歌谣，匠心信口，即枚、李、张、蔡，未尝锻炼求合，而神气工巧，备出天造。又曰：古诗浩繁，作者至众，虽风格体裁，人以代异，支流原委，谱系具存。炎刘之制，远绍《国风》；曹魏之声，近沿枚、李。陈思而下，诸体毕各，门户渐开。阮籍、左思，尚存其质；陆机、潘岳，首播其华。灵运之词，渊源潘、陆；明远之步，驰骤太冲。有唐一代，拾遗草创，实阮前踪：太白纵横，亦鲍近矱。少陵才具，无施不可，而宪章汉魏，祖述六朝，所谓风雅之大宗，艺林之正朔也。又曰：古诗轨辙殊多，大要不过二格：有以和平浑厚、悲怆婉丽为宗者，即前所列诸家。有以高闲旷逸、清远玄妙为宗者，六朝则陶，唐则王、孟、常、储、韦、柳。但其格本一偏，体靡兼备，宜短章不宜钜什，宜古选不宜歌行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。历考前人遗集，靡不然者。中唯右丞才高，时能旁及，至于本调，反劣诸子。余虽深造自得，然皆株守一隅，才之所趋，力故难强。又曰：备诸体于建安者，陈王也。集大成于开元者，工部也，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，气之雄齐驱工部，可谓撮胜二家。第古风既乏温淳，律体微乖整栗，故令评者不无轩轾。
王世贞曰：卢、骆、王、杨，号称四杰，词旨华靡，固沿陈隋之遗，而骨气翩翩，意象老境，则超然胜之。陈正字陶洗六朝，铅华都尽，寄托大阮，微加断裁，而天韵不及。李、杜光焰千古，人人知之。沧浪并极推尊，而不能致辩。元微之独重子美，宋人以为谈柄。杨用修为李左袒，轻俊之士往往耳传。大约五言选体，太白以气为主，以自然为宗，以俊逸高畅为贵；子美以意为主，以独造为宗，以奇拔沈雄为贵。然太白多露语率语，子美多稚语累语，置之陶、谢间，便觉不伦，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