尼，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：『君子之行也度于礼，施取于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，如是则以丘亦足矣。若不度于礼，而贪冒无厌，则虽以田赋，将又不足。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，若欲苟而行，又何访焉？』不听。」国语则曰：「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：『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远近，赋里以入寡孤疾，有军旅之出则征之，无则已。？，而量其有无，任力以夫，而议其老幼，于是乎有其岁收，田一井，出稯禾秉刍缶米，不是过也，先王以为足。若子季孙欲其法也，则有周公之籍，若欲犯法，则苟而赋，又何访焉？』」不惟辞异而事实亦不同，何也？若以文论，国不如左。』(燕闲录)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，则二书事实之同异，其与二书事实之详略，要为刘歆作伪不同之手段而巳。又姚鼐曰：『国语略载一国事者，周鲁晋楚而已。若齐郑吴越，首尾一事，其体又异。辑国语者，随所得繁简收之。而郑语一篇，吾疑其亦周语之文，辑者别出之者。周自子朝之乱，典乱散亡，后之君子，掇拾残阙，亦类附会，非实喜言神怪。若周语房后为丹朱冯，及是篇龙漦之说，何其诞耶！夫褒姒之事，郑桓公所亲见，如是篇史伯所述，后世纪前代之辞，非同时辞也。郑桓公、周贤人也，而谓寄贿诱虢郐取其地，用小人倾诈之术；且当西周时，史伯恶能知周必东迁，郑必从之哉，此可谓诬善之辞矣。秦仲居幽王时，仅一附庸，不足云小国，而何以云国大，造饰之辞，忘其时之不合，以邱明君子，必不取也。』(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)崔述曰：『余按：左传之文，年月井井，事多实录，而国语荒唐诬妄，自相矛盾者甚多。左传纪事简洁，措词亦多体要，而国语文词支蔓，冗弱无骨，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。且国语，周鲁多平衍，晋楚多尖颖；吴越多恣放，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。盖左传一书，采之各国之史，师春一篇，其明验也。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，而拟之为文者，是以事少而词多。左传一言可毕者，国语累章而未足也，故名之曰国语。语也者，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。黑白回殊，云泥远隔，而世以为一人所作，亦已异矣。又按：史记自叙，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：文王羑里之诬，余固已辨之矣；孔子之作春秋，亦不在于陈蔡；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，皆与本传之说互异，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。且列左邱于屈原后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，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？不得强指为一人也。』(洙泗考信录余录)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，则姚鼐所疑周语郑语之诞而诬善，崔述所疑之事多矛盾，要亦为补缀者不易避免之破绽而已。至左传文词，敻不可及，国语拟之，尤非所论于简洁支蔓之不同矣。而若卫聚贤撰古史研究，谓国语系楚国之产品；楚语周语乃左邱明后人左人郢所作(左人郢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)；吴语齐语为郢子所作；鲁语晋语为郢之孙所作；越语上出郢之曾孙；郑语出郢之玄孙；惟越语下与全书异点颇多，当为另一人所作：一书而撰者六人，而五人又皆为左邱明之子孙，恐无此事实，今不取。(页三○六-三○九)
孙子
此书凡有二疑：一则名之不见左传也。史记载孙武齐人，而用于吴，在阖闾时，破楚入郢，有大功。左传于吴事最详，其功灼灼如是，不应遗之也。叶正则曰：『自周初至春秋，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，未有特将兵于外者。六国时此制始改。孙武于吴为大将，乃不为命卿，而左氏无传焉，可乎？」其言尤是。一则篇数之不侔也。史迁称孙子十三篇，而汉志有八十二篇。后应少于前，何以反多于前乎？杜牧注所传者十三篇，后少于前矣，然何以又适符于前之前耶？杜牧谓武书数十万言，魏武削其繁剩，笔其精粹，以成此书，然则仍是汉志之八十二篇，而非迁传之十三篇矣。故曰可疑也。梅圣俞亦曾注是书，曰：「此战国相倾之说也。」叶正则祖述之，为说曰：『春秋末，战国初，山林处士所为。其言得用于吴者，其徒夸大之说也。其言阖闾试以妇人，尤为奇险不足信。」今姑存梅叶二君之说，以释左传不载之疑可也。然则孙武者，其有耶？其无耶？其有之而不必如史迁之所云耶？其书自为耶？抑其后之徒为之耶？皆不可得而知也。故入之未定其人例中。若夫篇数，其果为史迁之传而非曹瞒之删：汉志八十二篇，或反为后人附益，刘歆任宏辈不察而收之耶？则亦不可得而知也。
[重考]
史迁之言致塙，后之人失考。孙诒让曰：「汉志吴孙子兵法八十一篇，图九卷，史记，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，阖闾曰：『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。』与今本同。毕以珣孙子叙录，谓十三篇在八十一篇内，是也。吕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孙武，吴王阖闾之将也，兵法五千言是也。今宋本曹注孙子，凡五千九百一十三字，高盖举成数言之。」准此以谈，则唐宋以来一切悠谬之言，皆可扫除矣。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。(卷四，页二四-二五)
[补证]
姚鼐曰：『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；太史公为列传，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。余观之，吴容有孙武者，而十三篇非所著，战国言兵者为之，托于武焉尔。春秋大国用兵，不过数百乘，未有兴师十万者也；况在阖闾乎！田齐三晋既立为